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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講座丨克里斯蒂安·詹森：法國大革命與古書——為未來塑造歷史

2017年10月16日18:30，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人文大講堂——語言與文明”系列講座第三期“法國大革命與古書——為未來塑造歷史”在中央美院七號樓紅椅子報告廳開講。本場講座的演講嘉賓是來自大英圖書館收藏及策展部的副主任克里斯蒂安·詹森（Kristian Jensen）先生，講座由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副院長李軍先生主持，人文學院副教授、社科部副主任吳蕾女士擔任翻譯。

講座伊始，李軍向觀眾簡要介紹了克里斯蒂安·詹森的學術(shù)方向以及講座主題?？死锼沟侔?middot;詹森主修拉丁文和希臘文，于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Th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in Florence）獲得博士學位。現(xiàn)任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收藏與策展部主任、倫敦書目協(xié)會主席、歐洲學術(shù)型圖書館聯(lián)盟（CERL） 執(zhí)行主席。掌管大英圖書館超過1.6億的館藏，領(lǐng)導約有130名專業(yè)人員組成的四個館藏部及研究參與部，并負責約有額外90名員工參與的與館藏相關(guān)的重點項目。他的研究興趣主要有：15至16世紀的歐洲書籍史、15至19世紀的歐洲收藏史、“記憶機構(gòu)”及文化財產(chǎn)的概念等等。講座將緊緊圍克里斯蒂安·詹森的專業(yè)研究——古籍，以及古籍的裝幀流變、社會背景展開。

賽弗兒(Severs)的瓷瓶是法國乃至歐洲瓷器工藝的最高代表，克里斯蒂安·詹森以賽弗爾1813年的大瓷瓶上的畫為切入點，向觀眾介紹到他觀看歷史的兩種方式。瓶畫面描繪的是1798年法國軍隊帶著戰(zhàn)利品從意大利凱旋歸來的場景：這堆勝利品的左邊是維納斯雕像，右邊是拉奧孔雕像?？死锼沟侔?middot;詹森認為，這幅瓶畫向觀者展示了兩種觀看歷史的方式。

“（畫面描繪的是）法國軍隊從梵蒂岡圖書館運出這些書籍、雕塑，而梵蒂岡是意大利教皇統(tǒng)治的重要領(lǐng)地，這意味著(18世紀世俗)和宗教權(quán)力的分離。”詹森認為，18世紀是歐洲歷史的重要時刻，是新的歷史和過去的一種徹底的去決裂；但在和過去告別的同時，瓶畫也在追溯古代的歷史文明：“凱旋歸來”的說法本身就是來自古羅馬，提圖斯凱旋門（Arch of Titu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而畫面中出現(xiàn)的古代希臘羅馬的雕塑等，都顯示了畫面和古代歷史的聯(lián)系。而這種講座歷史之間傳承和決裂的對話則是克里斯蒂安·詹森講座的主題。

講座的第二部分，克里斯蒂安·詹森主要向觀眾介紹了印刷術(shù)。詹森說道：“15世界印刷術(shù)流入歐洲，一直被人們所認可；但18世紀末，人們對待印刷術(shù)的態(tài)度出現(xiàn)了兩極化，持有傳統(tǒng)信仰的人開始批評印刷術(shù)；18世紀后期，這種討論不僅局限于書籍、印刷、出版等相關(guān)專業(yè)領(lǐng)域，也在哲學家、政治家等人群中展開。”例如，約翰·海因里希·塞繆爾·佛梅（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mey）認為，印刷術(shù)沒有被用來傳播宗教和知識卻被用來貪婪地謀取利益是有罪的行為，因為貪婪是一種原罪；而亞歷山大·蒲伯（Alexandre Pope）的《人論》明確地反對約翰·海因里希的觀點，亞歷山大·蒲伯的書籍經(jīng)常被統(tǒng)治者閱讀，統(tǒng)治者希望擁有印刷術(shù)的控制權(quán)，以加強鞏固統(tǒng)治；孔多塞（Condorcet）認為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使得科學和哲學都擺脫的權(quán)力的束縛，圖書貿(mào)易的商業(yè)本質(zhì)使得啟蒙思想得以傳播，在宗教統(tǒng)治的黑暗的中世紀中，印刷術(shù)帶來了新的溝通方式，它成為人們走出中世紀陰影的重要工具。

講座的第三部分聚焦于詹森的專業(yè)研究領(lǐng)域，既15世紀的古籍。“些看起來過時的舊書卻被當成現(xiàn)代性的紀念品，這種觀點超越了所有的分歧而被廣泛地接受，古籍收藏的過程貫穿了整個18世紀并在最后的十幾年達到了頂峰。”克里斯蒂安·詹森談到，“問題在于，這些古書的外貌并不能表達18世紀的審美意愿。我曾經(jīng)在我的著作《革命和古書》中討論，古書的社會地位的改變的同時，它們的外觀也改變了。”克里斯蒂安·詹森認為對書本的物化、商品化，使得它們不得不有一些修改（例如改變過去的裝幀），而這是這些古籍自我救贖的方式。

“古籍的擁有者為了提高古書的價值而對它們重新裝幀，從某種意義上是傳統(tǒng)的延續(xù)；但很少有藏家將所有的書籍裝幀成一模一樣的，他們所需要的是和他們的書籍所匹配的裝幀……書并不會因為繁復的裝幀而變得有價值，它之所變得更昂貴，是因為它有了一種超越書本身的階級的審美價值，也只有這樣，它才能擁有新的主人的希望值。”克里斯蒂安·詹森如是說。詹森舉了很多例子向觀眾闡釋他的觀點，例如貴族、圖書館、修道院收藏甚至拍賣會對于古籍重新裝幀的做法、裝幀風格的流變及其影響。

詹森認為，盡管這些裝幀各有不同，但它們都盡量地壓制書本本身的功能和本質(zhì)，因為顯然這些書籍原來的功能并不是藏家進行收藏的主要原因。“有許多理由能促使藏家進行書籍收藏，其中一個就是書籍中的筆記，因為這些筆記在印刷的頁面中增添了‘智慧之光’。但也有人不喜歡帶有筆記的書，甚至費力地清除這些筆記，他們改變這些書籍、清洗與這本書之前的功能的所有聯(lián)系，以滿足自己的期望。”克里斯蒂安·詹森講到。甚至為了使自己的藏品更得到社會的認可，當藏家們得到更好的版本時，他們會把之前的版本丟棄，或者將新舊兩版合二為一，例如盧浮宮有一座亞歷山大的雕像，就是由兩座古代的雕像合二為一而成的。

無論是改變書籍的封面裝幀，或者清除書籍內(nèi)頁的筆記，亦或?qū)杀緯铣梢惑w，收藏者的目的就是斷裂與歷史的聯(lián)系，以創(chuàng)造新的屬于自己的歷史。但就如同1813年賽弗兒的瓶畫一樣，士兵將戰(zhàn)利品從腐舊的梵蒂岡帶回18世紀的嶄新的法國，卻無法否認他們所鐘愛的戰(zhàn)利品其實來源于古老的文明，古籍藏家也無法避免地要受到古籍原有的內(nèi)容和裝幀趣味的影響。歷史之間的傳承與決裂便是如此。講座最后，克里斯蒂安·詹森和現(xiàn)場觀眾就中西古籍比較、雕塑作品合二為一等問題進行互動和探討。

文/鐘鈺煒
圖/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