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藝術家劉商英在內蒙古沙漠腹地額濟納推出自己的展覽“生命場”，展出自己連續(xù)三年在此空間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作品。2018年1月17日，學術講座“生命場：藝術與自然”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報告廳開講，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策展人奧利維耶?卡佩蘭和藝術家劉商英從此展覽出發(fā)，探討展覽的呈現方式以及藝術家以自然場域為發(fā)生地現場繪畫的行為方式，并延伸到中西文化中對于“藝術與自然”的差異和共通，也啟發(fā)在圖像時代當代藝術與自然發(fā)生關系的新的可能。本場講座由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邵亦楊教授主持。

講座伊始，邵亦楊教授介紹“生命場”展覽并不是發(fā)生在美術館，而就在創(chuàng)作的胡楊林旁邊的紅城遺址，開幕式和研討會也是在沙漠之上，這種形式就注定這是一場值得討論的展覽。邵亦楊認為劉商英的創(chuàng)作有著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這種浪漫主義并不是通常關于美好、詩意、愛的感受，而是人在自然中的探險，對自然的畏懼和征服。劉商英一直在西藏阿里、內蒙古額濟納等人跡罕至的地方創(chuàng)作，他的創(chuàng)作就是與自然的搏斗，他自己也說不是風沙戰(zhàn)勝了他，就是他被沙漠所吞沒。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在講座開場中提到，“藝術與自然”是一個古老的藝術命題，也是當代藝術發(fā)展中繞不過的一個話題，這包含“藝術實踐”和“藝術思考”兩方面。在藝術實踐方面，劉商英多年獨孤旅行，在中國大地上行走，在許多人文、歷史、自然的現場進行創(chuàng)作，這是藝術家的一種自覺；在藝術思考方面，引發(fā)東西方關于自然、藝術、生命的哲學思考，促發(fā)思考繪畫在今天的突破可能性。同時，“藝術與自然”這一話題也鏈接著不同的文化語境，比如展覽的英文題目“l(fā)iving natures”翻譯為“生命場”，雖無字義上的聯系，但有著藝術家個體生命與自然生命在藝術表達上的內在聯系。

藝術家劉商英在講座中詳細介紹了他多年來在自然中創(chuàng)作的經歷和感受，這種創(chuàng)作的狀態(tài)和方式緣起于長途旅行，這種旅行改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慣性狀態(tài)，走得遠反而離自己更近，也能更清楚的看清自己。劉商英的創(chuàng)作都是圍繞風景或自然展開，在藝術家看來，風景并不是人面對面看到的景物，而是一個360度場域。比如在西藏，他從美中感受到一種與生命經驗有著聯系的巨大冷漠和疏離感；在額濟納，死去的胡楊是與惡劣自然環(huán)境對抗后留下的力量化身，他從荒漠、干涸、死亡中感受到一種具有穿透性的生機。這種異常場域的感受也改變了劉商英對于藝術的感受，西藏的光顛覆了他以往對光的認識，他也開始拋棄調色盤，進入到一種半失控狀態(tài)，與風沙共同工作，并促使他思考自然與人精神的千絲萬縷聯系，開始淡忘以往經驗，重視體驗和融入，繪畫不僅僅是視覺活動，而是人與自然關于生命經驗的交流。在他的畫面中，胡楊和風沙都不是一般意義的指代性物象，他既不設定具象、抽象，也不設定主體、客體、主觀、客觀，甚至何時停筆也無法事先設定，而是希望打破現實中的近、中、遠景關系，在畫面中構建一種源于自身體驗的多層空間。

談及“生命場”展覽在荒漠中的紅城遺址舉辦，劉商英覺得作品與空間關系在此發(fā)生變化，邊界被打破，環(huán)境成為畫的一部分，畫也是環(huán)境的一部分，有著一種隱和現的關系。同時展覽在空間和時間上構成一個新的秩序和循環(huán)，藝術家以航拍方式記錄了展覽一天的變化，從日出、日落到黑夜，畫作與周圍自然融為一體，不斷變化，鳥瞰現場，展覽變成沙漠中的一個印章，藝術就這樣給荒漠帶來一種新的生命意涵，同時荒漠也已自身的方式回饋給藝術一種新的生命狀態(tài)。

在此次講座中，三位主講嘉賓圍繞“風景畫”以及引申出來的自然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展開。劉商英作為藝術家，他坦言對畫一張傳統(tǒng)意義上的風景畫并無太大興趣，而更關注與自然的聯系，自然有著足夠的開放性和不可預知，從低頭的一粒沙到抬頭的一顆星都會產生許多命題。他不畫風景畫，而是在風景之內畫畫，在創(chuàng)作中回到一種原初的生命狀態(tài)，而洪荒的自然給其更多關于生命的啟示。策展人奧利維耶?卡佩蘭認為風景其實并不是自然，人可以在自然里面，比如在田野勞作的農民，人也可以在風景外面，比如觀看一個花園。而且自然一直就在那兒，我們也一直在自然中間，當我們看到自然的時候，看到的都是一些包括人、動物在內的物體。奧利維耶?卡佩蘭舉例歐洲關于語言問題的研究，認為語言并不能自動傳遞一些信息，作為自然又如何傳遞信息呢，這是藝術家可能要思考的問題，而且不僅僅從自然的形態(tài)本身去思考。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范迪安主要從中國的文化語境出發(fā)闡述對“自然”的理解，“自然”一詞在中國可以追溯到《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一種可以歸結為真理的自然。由此可見，“自然”的本意并非風景，而是生命運行的規(guī)律、取向，描述的是一種人和世界的關系。后來，“自然”演變?yōu)橐环N世界物質的自然，人與物之間形成隔閡，于是人們試圖彌合這種分離，因此，中國繪畫沒有像西方一樣走上表現物象真實性的道路，而始終抱有對自然的尊重和探尋。在中國繪畫中要實現的也不是描繪的事，而是自我心靈在過程中得以凈化和升華，繪畫只是心印。劉商英創(chuàng)作面對風景和自然時是一種身心融入的狀態(tài)，在具體感受中以環(huán)顧方式代替了凝視，并覓得一種“空”的“無我之境”，也只有空才能容納萬境。自然對于他的創(chuàng)作存有悖論，他必須面對那個實在的風景，又要避免描繪那個實在的風景。

同時，講座也論及劉商英繪畫與中國傳統(tǒng)山水畫、行動派繪畫以及歐洲風景畫之間的關系。奧利維耶?卡佩蘭回憶起初識劉商英時關于中國山水畫家龔賢的討論，在龔賢的畫中，人物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而劉商英在描繪的廣袤自然中，自己也像是自然中的一只小昆蟲。奧利維耶?卡佩蘭也注意到劉商英做畫時與風沙的搏斗，這不同于一些歐洲藝術家在畫畫是撒入沙子，風沙似乎是劉商英作畫中的伙伴，一同參與作品的完成。奧利維耶?卡佩蘭解釋“自然”在拉丁語中解釋為“natura”，意為“誕生”，就是說自然本身跟出生、運動和即將誕生有關，就像一粒種子將從黑暗的地底下鉆出來追逐陽光。波洛克行動繪畫是水平面的移動；菅木志雄創(chuàng)作從屋頂到地面，是一個垂直面的運動；基弗在作品中表現既看到自然又走進自然的雙重關系。這些藝術家都希望在不同維度用不同的能量表現繪畫。劉商英的作品實際上是匯聚了多條河流在他心中，從中國古代到近代歐洲，他一直有一個對話，不同的源泉都對劉商英作品產生影響。范迪安認為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現代波洛克那樣的行動主義，比如“解衣般礴”就是說在從事藝術的時候可以帶著行動的能量，或者說行動會變成一種能量。范迪安通過對蒙克和大衛(wèi)?霍克尼藝術的解讀為理解劉商英繪畫中的“自然”提供一種參照。蒙克除了在創(chuàng)作中表現磨難的經歷，也創(chuàng)作有許多風景題材作品，這其中都含有一種精神意涵，就是西方關于崇高和悲劇的美學觀念。蒙克筆下的森林之作相比劉商英是傳統(tǒng)的具象畫法，但同時是他生命體驗的一種表現形式，并不為分析自然的結構，而更多的使自己的藝術表達能跟他切身感受的自然生命形成統(tǒng)一性。大衛(wèi)?霍克尼穿梭大西洋兩岸，總是對自然抱有一種親近態(tài)度，并在表現自然中注重新科技的運用，比如寶麗來相機和ipad，同時還研究傳統(tǒng)東方的觀看方法，并拓展自己表現的維度。

劉商英的創(chuàng)作、展覽以及本次講座都是圍繞自然和藝術展開，主持人邵亦楊在最后拋出一個問題：自然和藝術，哪個更有生命力？劉商英援引英國畫家奧爾巴赫的觀點，認為在畫里看到的令人動容的風景比真實的風景更令人心動。自然和藝術是一種平行關系，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本身具有一種生命感，是人的思維和精神賦予了自然，自然被藝術激活形成另外一個自然，從這個層面來看，藝術應是高于自然。反過來自然并不需要我們描繪、謳歌，卻又吸引著人們不斷追隨。美國作家梭羅在《瓦爾登湖》中闡述他為什么要成為一個自然主義者，這說明人與自然之間有某種深切的聯系，自然和藝術之間是平行的，關鍵是從哪個角度闡述。范迪安提到中國的一句古話“江山如畫”，普通觀點看來，藝術比自然更生動、美麗，但在藝術創(chuàng)造過程中，如何能立足于自然，進入自然提供的那種廣袤空間，特別是身心投入時感受的不僅是眼前的具體風景，而是得到一種心境，所以與其說畫景，不如說是畫境。從這個角度而言，二者誰更具生命力就不太好回答，都是從不同角度感受的強大生命力。

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隋建國聽完講座也講述了他對于自然和藝術的理解：自然是一種自然而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只能接受它，所有藝術只能是接受藝術，人就是通過藝術把自然消化進來。自然是實在界，而人靠象征界和符號界來生活，劉商英到了西藏和內蒙古，實在界向他露出一點面孔，他就發(fā)現以前的東西毫無用處，因為以前的象征或符號都是學來的，于是只能直面自然。所以劉商英的這些繪畫是面對實在界的一種掙扎，當你面對實在界把驚詫和茫然表達出來的時候，也是在替人類消化自然，成為人類的文明。當代藝術也就是當你沒有辦法的時候，新的藝術就產生了。

文/張文志
圖/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