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晚18:30，講座“日本正倉院藏中國唐代文物：再論日本正倉院珍藏的鍍金鹿紋三足銀盤”在中央美術(shù)學院7號樓紅椅子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主講人為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學博士、客座研究員、客座教授，西北大學文化遺產(chǎn)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維坤教授。講座由中央美術(shù)學院設(shè)計學院副院長林存真教授主持。

講座伊始，主講人王維坤教授首先概述了唐代日本全面向中國學習的過程，又對正倉院的地理位置、歷史名稱以及獨有的“干欄式”建筑風格做出了簡要的講解。其次，對于令正倉院真正聞名遐邇的原因——傳說中達到一萬件甚至兩萬件的收藏文物，王教授否定了這一說法。并向我們說明了準確數(shù)量是8932件，這之中包括了中國文物400多件，以及不足400件的絲綢之路沿線上各個國家的文物。關(guān)于正倉院收藏文物的記載—日本文獻《獻物帳》，以及中國近代學者傅蕓子所著的《正倉院考古記》都有詳細的記錄。值得注意的是，《正倉院考古記》是中國學者最早研究正倉院的一本著作，同時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本在日本出版的研究正倉院的專著。其學術(shù)價值不言而喻，而且其中更是對正倉院之藏品進行了詳細的分類。

隨后王維坤教授進入了第二階段的講解，即對于鍍金鹿紋三足銀盤的造型，紋飾，足部及鏨文的考古學考察。首先是銀盤的規(guī)制：直徑61.5厘米，高13.2厘米。該盤盤面呈六曲葵花形寬邊沿狀，淺腹，在盤子的中心部位，捶揲出來了一直梅花站鹿，做回首后顧之狀。然而吸引人眼球的是，這只鹿的鹿角并不是做成常見的分叉型雙角，而是做成肉芝狀單角，且大又平，其形態(tài)類似于一只大蘑菇。再是于鹿的下顎處，還做出一撮胡須。此外，在六曲葵花形的邊沿上模沖有一周忍冬紋（日本稱之為 “唐草紋”或 “蔓草紋”），并在所有的忍冬紋上還有一層鍍金。不僅如此，銀盤周圍的邊緣上還鉆有一圈小孔，用各色的的玻璃水晶珠做成的網(wǎng)狀流蘇裝飾一圈，最下端還垂有金飾瓔珞。而銀盤底上的鏨文又為其來歷添加了神秘色彩。鏨文共有兩組，一組用“蹴雕法”鑿有“宇子號二尺盤一面重一百五兩四錢半”；另一組用線刻文刻寫“東大寺花盤重大六斤八兩”。王教授向我們解釋說明“蹴雕法”常見于中國唐代工匠之手。而兩組的銘文之粗細大小字體風格都為大相徑庭，所以有人認為此盤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王教授充分地對銀盤的具體情況進行講解后，便開始將唐朝可能影響到日本的具體事例和因素進行對比。依然按照銀盤的造型，紋飾，足部及鏨文來對比，正倉院銀盤不僅在日本正倉院為孤品一件，而且在中國國內(nèi)迄今為止也尚未發(fā)現(xiàn)一例與此盤完全相同的銀盤。出土于西安八府莊的銀盤雖然同樣是六曲葵花形的盤圍，但在盤中心所刻的卻是一頭獅子。獅子在中國是權(quán)勢力量的象征，但是作為裝飾物出現(xiàn)在銀盤上是十分少見的；而鹿所代表的吉祥，祥瑞的寓意似乎也與鹿角上被替換成的“靈芝”不謀而合。雖然在中國并未發(fā)現(xiàn)完全相同的銀盤，但是在各地不斷出土的各樣銀盤還是為我們組成了一個銀盤樣式發(fā)展的時間線。王教授認為包括出土于西安的銀盤和正倉院銀盤同屬于第二階段，它們的特點是：紋飾較為簡潔，單層，重點突出中心主題紋飾。而到了第三時期，紋飾則較為繁縟，多層，以至于在中心主題紋飾的周圍，還要在陰刻一周或兩周花卉和單相蓮瓣紋陪襯。再者，第二時期的動物多見站姿，而第三時期的則多為臥姿或蹲姿。王教授總結(jié)到：“時間越靠后的銀盤，裝飾越復雜。”在遼寧昭通縣喀喇沁旗出土的銀盤裝飾繁縟復雜，很明顯屬于第三階段的作品。它底下的銘文有“宣州刺史 劉贊”等字樣。據(jù)此可以推算出銀盤第三期大致為756—820年。所以正倉院的銀盤，最晚也不會到796年以后。

談完銀盤的造型紋飾后，王教授又對銀盤的鏨文進行對比。正倉院銀盤底上的“宇子號二尺盤一面重一百五兩四錢半”銘文很明顯出自于唐人工匠之手。其中的 “宇子號”作何解，對于這點可以在《千字文》中找到答案。《千字文》開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宇”字排列在第五位，所以鏨文中的“宇字號”實際上是“五號”或者 “第五號”的意思。1958年，中國也出土了一件帶有“宇子號”的銀碗。這更加深了正倉院銀盤與中國的聯(lián)系。同時，對于鹿紋的研究，王教授擴展到正倉院的拔鏤尺、唐大明宮的方磚以及遼寧出土的銀罐等中國文物。王教授一共向我們展示了十例這類器物。每一例上的鹿紋都與正倉院銀盤上之鹿紋有相似之處，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正倉院銀盤的真實來歷到底如何。此時，王教授又向我們提供了一條來自日本宮內(nèi)廳正倉院事務(wù)所的關(guān)根真隆專家的文字資料：“在正倉院銀盤三足的內(nèi)側(cè)，分別刻有‘明治十三年（1900年）補之’的刻文”。由此可知，這些足都是后補的。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他的觀點：武則天和唐玄宗執(zhí)政期間，正值日本文武、元正、圣武天皇統(tǒng)治時期，官方的交流有些回贈的禮品，其中包括正倉院銀盤、抜鏤尺在內(nèi)的許多唐代文物，它們是通過第六、七、八次的遣唐使攜帶回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不排除日本正倉院鍍金鹿紋三足銀盤是中國“舶來品”的可能。

講解結(jié)束后，王教授和同學們進行了熱烈的交流。并一一回答了同學們提出的問題。

文/劉蕓瑄
編/林佳斌
圖/胡思辰、劉蕓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