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號晚上七點，應中央美院人文學院邀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余輝于學院17號樓進行“隱憂與曲諫──清明上河圖解碼”講座。由于古代繪畫被創(chuàng)作與被今人鑒賞的時代距離遙遠，作品內(nèi)部隱含之深意，后代往往難以識別而將之減少，研究者必須研讀、熟諳畫中相關時間、地點、歷史背景等元素，方能較為精準地解讀視覺表象之外的所言所指。本校校友余輝老師，以已出版的新書《隱憂與曲諫-<清明上河圖>解碼錄》為例，藉由講述書中解讀畫作的思路及運用歷史材料之方法，向在場觀眾展示藝術史研究之可能。

他提出研究者面對一幅古畫所采取的考證路線，由考訂作者及其生平事略為始，擴及至該作品繪制的時間與地點、作品內(nèi)容、當時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背景、作者的創(chuàng)作動機與目的，以及作品之政治效果與藝術影響，方得對于畫作具有較完整而一體的認識。以《清明上河圖》為例，首先善用文獻，進行推思，理解作者張擇端。例如，其名其字（正道），皆出自儒家經(jīng)典；其為東武人，東武為歷代經(jīng)學之重鎮(zhèn)。由此可見張氏受儒家思維之影響。親自走訪作者出身地，亦將增益研究者解讀畫作之能力，如東武一帶多出土民間題材的畫像磚，與《清明上河圖》中關注的民俗題材存在或遠或近的關系。

緊接著確定一幅畫作被繪制的時代，余輝老師由歷來各說之中撥云見日的方法，乃是直接一一爬梳畫中透露之訊息，例如，畫中女性穿著北宋后期開始流行的短款外套、大量漕運往汴京的私糧、新舊黨爭中被廢黜的文人書跡、通貨膨脹而使用的大錢……等等畫面，皆顯示為宋徽宗崇寧初年獨有的社會事件與現(xiàn)象。確定時間以降，方確定畫中地點，余輝老師自行繪制與原作相應的航拍圖，并制成城市交通圖，與當年地圖相合對，由元代《士林廣記》中的《北宋東京城圖》發(fā)現(xiàn)，二者全然無法吻合。加上畫中無名的皇家寺廟、有意回避實名的城門牌匾等現(xiàn)象，應可推知，張擇端非畫汴京實景之結論。

奠定以上論述，并進一步探究作者欲陳述汴京繁華景象之外的意涵，本畫雖以清明為題，卻省去更多當日熱鬧的節(jié)慶活動，集中表現(xiàn)社會問題，同時不離其時之繁華生活細節(jié)，如水利灌溉法、城市排水系統(tǒng)。畫卷起始即描繪了驚馬闖郊市一事，透露不安之氣氛，緊接著，畫面轉向懶惰的遞鋪士卒、供消防用卻轉為民用的望火亭、險些相撞的船橋……，參照史料中當時文人上書的內(nèi)容，以上事件確實為北宋末年之社會常態(tài)，城市管理懈怠、商稅沉重、軍中飲酒成風。進入畫卷尾端，連續(xù)出現(xiàn)了“問醫(yī)”、“問道”、“問命”三家店鋪，三者相連非出于偶然，而是對于前者所揭示的現(xiàn)象，有意識地寄寓，希望國家獲得治療，藉此曲諫徽宗。

最終，透過比較現(xiàn)世流傳之三幅《清明上河圖》，再次佐證以上觀點，宋本景致荒寒，描寫枯樹破橋、辛苦百姓；明代仇英本，起首即為婚慶、并無船橋相撞一事，畫中百姓享受，青樓、專門為男女提供藥品的藥店林立，街上偶有民眾發(fā)生肢體沖突，并未出現(xiàn)社會矛盾；清代院本則展現(xiàn)乾隆欲建立的理想社會，政治清明，畫中官員緊密控制社會，人民彬彬有禮，不爭不搶。

將以上觀點，與北宋由文諫傳統(tǒng)延伸而出的畫諫、詩諫、劇諫等現(xiàn)象并論，則得以充分地還原《清明上河圖》的創(chuàng)作動機與政治效果。余輝老師以此層層地分析推論，精要地示范了如何將畫作重新安置于原先的歷史與文本脈絡，得到新的研究視野。

文、圖/陳雯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