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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4日晚六點半，第六屆國際藝術評論獎（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Art Criticism, 簡稱IAAC）系列活動“藝術家真的需要批評家嗎？”在中央美術學院7號樓紅椅子報告廳舉行?；顒佑芍醒朊佬g學院人文學院、上海民生現(xiàn)代美術館主辦。批評家、策展人、匹茲堡大學教授高名潞，前任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教授隋建國，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學院跨媒體藝術學院教授邱志杰，UCCA館長田霏宇，今日美術館館長高鵬受邀進行研討?；顒拥膶W術主持為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邵亦楊。到場嘉賓還有國際藝術評論獎組委會成員，上海民生現(xiàn)代美術館館長甘智漪、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副教授凌敏。
活動開場，首先由甘智漪介紹國際藝術評論獎的基本情況。國際藝術評論獎成立于2014年，由國際藝術評論獎組委會主辦，上海民生現(xiàn)代美術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國際藝術評論協(xié)會協(xié)辦，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和上海民生藝術基金會首席贊助，旨在推動當代藝術的獨立評論，促進藝術評論者的批判思考、對話和研究。本次獎項面向全球公開征集藝術評論，所有稿件將遵循嚴格的匿名評審流程，最終由評審團評選出一等獎一名，獲得80，000元人民幣的獎金及一次上?；騻惗氐亩唐隈v留；二等獎三名，分別獲得30，000元人民幣的獎金。
主持人邵亦楊從藝術批評面臨的危機切入討論。在歷史上，藝術批評有過十分輝煌的時期，然而近20年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是藝術批評地位直線下降，批評家們先是被策展人搶奪了話語權，批評家們制定的標準又不斷被不受約束的藝術家挑戰(zhàn)。在商業(yè)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雙重沖擊下，藝術批評的“嚴肅性”也受到質疑，批評家很容易墮落為宣傳者。中國一直以來也缺少藝術批評體制。藝術批評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都面臨著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反思：藝術家真的需要藝術批評嗎？藝術批評又應走向何處？
高名潞認為藝術家和批評家的關系是實踐性的、自然發(fā)展的狀態(tài)，藝術批評并不存在危機。上世紀70年代，“The death/end of”（……的終結/死亡）的概念在西方學術界大量出現(xiàn)，比起被這些概念困擾，關注現(xiàn)狀、思考我們要解決的切實問題更重要。藝術家需要考慮如何才能創(chuàng)作出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共識性的作品。批評家則應該做好學理上的研究，批評應是受到觸動的有感而發(fā)。如果藝術家和批評家兩者都有定力，便不存在死亡和危機的問題。高名潞建議參加評選的年輕批評者不要迎合國際潮流，而是要拋開教條，從實踐出發(fā)，做出獨立思考。
“對藝術家有用的都是以前的批評?！彼褰▏J為，藝術創(chuàng)作是很獨立的狀態(tài)，痛苦與狂喜都是無法讓渡的個人感受。如果將創(chuàng)作的過程比作生孩子，藝術批評只能作用于孩子生下來之后，評論家有權評論孩子的好壞，卻無法分享創(chuàng)作過程藝術實踐和藝術批評都很熱鬧。相比之下，這些年藝術領域有些沉寂，在此環(huán)境里活躍的年輕一代與前一代藝術家是什么關系，是需要有人來評說的。“現(xiàn)在這個時代說不定好作品已經做出來了，只不過還沒人說出來罷了，這個可能性也許會有。”隋建國以此作為對青年藝術從業(yè)者的鼓勵。
自80年代末，后現(xiàn)代主義宣揚多種價值觀，藝術批評變得更加多元，也解構了所有藝術的核心觀念。藝術家和藝術批評家的視野都更加開闊，二者之間還存在密切的關系嗎？邱志杰認為，藝術家有很多種，批評家也有很多種。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作為個體的藝術家是否需要批評，以及作為個體的批評家的批評是否值得聽，不能一概而論。此外，身份的界限可能也不重要，中國古代身份的切換是有機的，因此，在他看來，我們并不一定要用資本主義分工體系對身份進行切分。黃庭堅在蘇軾《黃州寒食帖》后以批評家的身份寫下題跋，但他本身也是藝術家。邱志杰認為，解決藝術批評危機的辦法是提高稿費，而不是用道德標準要求批評家擁有高潔而獨立的人格，“當批評家可以維持一個體面的中產階級收入時，人格自然就獨立了，學術水平也自然會變高了?！?/p>
田霏宇認為藝術批評的作用在于疏導，批評未必是評判好壞或引導未來的風格，而是參與到話語建設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可以發(fā)聲的互聯(lián)網時代，疏導話語和建立價值標準更有必要。至于批評家與策展人的關系，田霏宇認為二者并無輸贏，只是各自采用的媒介不同，批評家用文字寫作，策展人用展覽寫作，但本質上都是與評論、修辭相關的觀念傳達。
高鵬從價值觀、藝術生態(tài)和信息渠道三個方面對藝術批評進行反思。中西方的價值觀不同，西方藝術批評的寫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與中國源于老莊的、充滿詩意的民族基因相抵觸。中國的批評者往往不知道如何面對西方話語權下的批評體制。此外，藝術行業(yè)有自己的生態(tài)——博物館、美術館、畫廊、博覽會、拍賣、藝術評論、藝術史家以及最重要的藝術家，這些生態(tài)的組成部分是否能夠以統(tǒng)一的價值觀連接起來，我們如何建設一個更加可持續(xù)的藝術生態(tài)，都是需要反思的問題。今天所討論的批評家、策展人、藝術家之間的跨界也應建立在了解生態(tài)、了解本職工作的基礎上。再者，信息渠道的爆炸式拓展是藝術批評與以往不同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信息傳播渠道窄，好的藝術批評基本都發(fā)表在幾本特定的雜志上，容易被受眾看到。如今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批評家，但渠道打開的同時，信息接受的效率也變低，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最后高鵬鼓勵青年寫作者，中國正在經歷價值觀的重建，只要對社會、對現(xiàn)實進行觀察和反思，就會發(fā)現(xiàn)問題，并渴望發(fā)聲和表達，這時藝術批評可能會重新啟動。
發(fā)言結束后，現(xiàn)場嘉賓就不同觀點展開辯論。在高名潞看來，邱志杰“為藝術批評家漲工資”的提議雖然重要，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學理上。高名潞重申了獨立思考的意義，認為“獨立思考是要下苦功夫的，不是給錢就能做到”。邱志杰指出，坐而樂道、追求真理的前提是貴族社會，而在當代，保證批評家作為知識共同體得到合理的供養(yǎng)，確保在沒有圣人存在的情況下也有人做出好的事情，需要制度保證。
在批評家、策展人、藝術家的身份問題上，高名潞和邱志杰都認為沒有必要過于細致地按分工體系區(qū)分，而是可以像中國古代一樣有機地切換。邵亦楊指出當代社會和古代社會無法進行直接比較，她用德勒茲“無器官的身體”來比喻各種門類被打通的當代社會，雖然這在結構上類似于古代，但古代畢竟是古典形態(tài)，與具有現(xiàn)代精神的藝術批評體制之間很難比較。
隨后的問答環(huán)節(jié)中，嘉賓們就到場同學提問藝術家需要什么樣的批評家、批評在美術館中的位置，以及藝術批評應走向何處等問題一一給出了回應。田霏宇認為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批評家會做出不同的批評，針對他前面提到的“疏導”一詞，他解釋，在十年前國內藝術信息閉塞的情況下，更多指的是對基礎信息的釋放，而如今通過做出獨立判斷對價值觀進行疏導則更加重要。作為藝術家，邱志杰認為好的藝術批評應該回答作品“好不好”而不是“是什么”。他認為一些藝術批評者“強悍的闡釋暴力，可以把稻草說成黃金，把烏鴉說成天鵝”，藝術家不需要這樣的闡釋者，而是需要對作品提出建議、幫助藝術家進步的批評者。邵亦楊則認為藝術批評家應該避免對藝術家指手畫腳。當今大多數(shù)有良心的藝術批評家恰恰是闡釋者，并且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把稻草說成黃金的闡釋暴力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闡釋是否有道理會經過歷史的證明。
田霏宇和高鵬分別以館長的身份介紹了包括批評在內的學術研究在美術館中的位置問題。田霏宇指出把研究的功能納入機構內部是美術館合理進化的過程，UCCA去年重構時新增研究部，便是過程中的一步。其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較快的節(jié)奏下，美術館應如何保持學術研究。學術研究這類形而上的工作，難以計算投入產出比，是需要努力才能堅持的，而他的許多工作也是為此創(chuàng)造空間。高鵬介紹，今日美術館是純本土摸索型的美術館，在學術研究方面摸索出來的辦法是每三個月舉辦一次內部學術會議，策劃能夠代表美術館形象的展覽，并在展覽開幕后邀請美術館外部的策展人和批評家參加研討會和其他相關學術活動，以聽到機構外的聲音。
最后，到場嘉賓對自己的觀點進行總結。隋建國表示贊同田霏宇的觀點：藝術批評就是共同價值的疏導，“真是這么回事兒”。田霏宇認為藝術批評走在藝術家身后，比起對藝術家起作用，藝術批評更應該將觀念傳達給大眾，讓更多的人擁有更豐富的人生。高鵬重新強調藝術批評在價值觀的重建和對社會進行獨立思考方面的意義。高名潞認為應以學習的心態(tài)面對當下的流行文化，但同時也要有所堅持。邱志杰以阿凡提做比喻，“巴依老爺說我要道德，阿凡提說我要錢，因為我有的是道德”。邵亦楊認為：“藝術家不要太在乎藝術批評家，藝術批評家也不要只對著藝術家和畫廊，我們都有更大的目標和理想，能更大地擴展自己的領域和視野。”
文/徐子俊
編/楊鐘慧
圖/胡思辰&主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