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作為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年，中央美術學院籌備了多項紀念活動，徐悲鴻特展及系列學術講座是其中的重點項目。3月9日晚六點半，系列講座第一場“檔案學派—徐悲鴻年譜編撰的觀念與方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報告廳開講，講座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青生主講，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理論出版部主任郭紅梅老師擔任主持。講座中，朱青生教授以徐悲鴻和吳作人的通信材料為切入點，輔以文獻和圖像為佐證，以此推進徐悲鴻年譜編撰的深度。

朱青生教授首先回憶了自己自1986年于中央美術學院開始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但是隨著自己的人事關系調動，這一工作也遷移到了北京大學。他和吳作人國際基金會秘書長吳寧合作現(xiàn)代藝術檔案，他們最初做了吳作人、王朝聞、徐悲鴻和江豐四人的檔案。正是因為這些工作的進行，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院長余丁教授稱他們?yōu)椤皺n案學派”。朱青生直言，在至今32年的時間里檔案理念才逐步清晰化。隨后朱青生教授對檔案的具體含義進行了闡釋。檔案是指什么呢？簡單的理解是可以被索引的資料，但是檔案并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都會開放給任何人的，所以它又帶一點秘密、保密的意思。時至今天，數(shù)據(jù)的概念開始跟檔案結合起來，經(jīng)過電子化、計算機化歸類的資料成為數(shù)據(jù)，而后存儲在電子系統(tǒng)之中保存為檔案。檔案技術性的成果就是它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能夠通過一個索引系統(tǒng)找到。

朱青生教授認為近現(xiàn)代檔案有兩個原則，第一是生態(tài)全體原則，第二是當時無功利原則。他以做藝術品的檔案為實例闡釋了“生態(tài)全體原則”，這一原則要求藝術品的檔案不光是做這件作品，還要做它是怎么被創(chuàng)作、收藏和買賣的，或者說在制作的過程中有過哪些情況，甚至跟這個作者有關的全部情況。藝術檔案的生態(tài)性，除了有它的一般性的生態(tài)之外，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全體性，就是它深入到人精神的一些不可言說的微妙層次?！爱敃r無功利原則”涉及檔案的人為修改，為避免這一問題的出現(xiàn)，在當代藝術檔案的建構中，每天都有人記錄流言、閱讀文獻，參觀展覽以及訪問藝術家，這樣就構成了一個非常清晰、系統(tǒng)的工作計劃。這一切是為了在我們沒有任何目的性的時候把最原始的資料記錄下來。而近現(xiàn)代的檔案建構則主要是還原當時的歷史真相，徐悲鴻的檔案就是屬于近現(xiàn)代藝術檔案建構的工作。朱青生教授領導的北京大學“中國現(xiàn)代藝術檔案”（簡稱CMAA），其實是一個當代藝術檔案。做徐悲鴻、吳作人檔案成為他們梳理淵源的學術工作，所謂當代檔案就是先于“功利”實時檔案。主要是記錄當代藝術作為一個藝術的現(xiàn)象，每天在中國的各個地方從不同的方向和程度發(fā)生的情況，并且對之進行背景，動機以及對社會現(xiàn)實和對精神心態(tài)的表達和寄托。這個檔案1986年在中央美術學院成立時，當時的當代藝術被稱之為現(xiàn)代藝術，檔案的名字叫現(xiàn)代藝術檔案，但是這個檔案的定期出版物《中國當代藝術年鑒》，是從2005年開始編輯，而2000年以后，中國的現(xiàn)代藝術已經(jīng)普遍的稱為當代藝術了。

朱青生教授及其團隊2009年開始做徐悲鴻年譜，他提及此前已有很多人在做徐悲鴻年譜，如老先生王震已經(jīng)出過大陸和臺灣兩個版本的年譜。朱青生教授認為王震先生的年譜以價值判斷優(yōu)先這一點不可取，比如他認為某一個人是壞人，就盡找他不好的事情記入檔案；而當他認定誰是好人時，則不會記入此人不好的事情。在朱青生教授看來做檔案或年譜必須標榜和遵守價值中立。另外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任何一個檔案的材料都要尋找它的三證：本證、佐證和旁證。以法庭取證為例，第一證是這個案主或者是這個事件本人的陳述，稱之為本證。其次要有另外一個人提供的證據(jù)作為人證（旁證）。第三叫做物證（佐證），各種東西都可以做佐證。具體到對徐悲鴻年譜編撰工作上，朱青生教授談到做年譜的時候會對每一條檔案記錄進行印證，有一段時間他們的工作組直接駐扎在中央美術學院，對徐悲鴻在北平藝專一直到1953年過世這段時間的每一份記錄進行核對，核對完成才會寫進年譜。

講座中，朱青生教授從徐悲鴻檔案中沒有發(fā)表的材料入手，對徐悲鴻與吳作人的交往，南國藝術學院與國立杭州藝術?？茖W校等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材料即將在徐悲鴻大展中展出。吳作人作為徐悲鴻的學生，二人交往甚密，1930年3月徐悲鴻寫給吳作人的信件表示，吳作人馬上要到歐洲去了，但自己的內弟生病了，他不能來送，信中他希望吳作人發(fā)弘愿、立大志。1939年二人的通信中又道：“吾非共產(chǎn)黨，但是吾于政治最佩服范文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高貴精神，吾以為‘士’在平日，已須具有此種精神。況處國難嚴重之際。且讓成仁取義為大德也?！钡搅?946年6月10日，徐悲鴻致信吳作人，邀請他前往國立北平藝術?？茖W校當油畫系系主任兼教務長。信中提到“教育部將聘我為北平藝專校長，故必請弟為我助，此事關系中國藝術前途之大，幸弟勿辭?！?/P>

接下來，朱青生教授為我們展示了20世紀40年代徐悲鴻與吳作人通信，信紙頭印有“中國美術學院”幾個大字，這個中國美術學院是徐悲鴻單獨用庚子賠款在重慶建立的學術研究組織，不招生、只做研究。朱青生和吳寧曾去重慶實地探訪這個“中國美術學院”。朱青生教授還從二人信件中常出現(xiàn)的“老田”，通過追尋歷史，發(fā)現(xiàn)了老田即為田漢，還挖掘出了發(fā)生在1928年，上海南國藝術學院以及國立藝術學院（建校不久后改名國立杭州藝術?？茖W校，即現(xiàn)在中國美術學院前身）兩校之間發(fā)生的故事。當時發(fā)行的報紙是還原這些事件的佐證。對這一事件的延伸探討，朱青生教授甚至還原了徐悲鴻與蔣碧薇感情糾紛對南國藝術學院歷史發(fā)展造成的影響。朱青生教授認為，這些一手資料的掌握與當時的報紙、日記以及后期的回憶錄等加起來，整個歷史的情況就出來了。

講座最后，到場的聽眾積極踴躍提問，就中國當代藝術的文獻檔案記錄工作、如何尋找三證等問題與朱青生教授進行了積極的互動。

文/楊鐘慧
圖/李標（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