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斷突破的藝術邊界

20 世紀 60 年代中后期，一個通常被稱為極簡主義的藝術家群體，包括羅伯特?莫里斯（ Ｒobert Morris）、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 、托尼?史 密斯（Tony  Smith）、卡爾?安德烈（Carl Andre）等，展出了一系列作品。這些作品或者非繪畫非雕塑，或者將繪畫和雕塑的形狀簡化到不 能最簡。前者如賈德的《無題》（1966年），一組由六個立方體構成的掛在墻上的作品。說它是雕塑，它卻像傳統(tǒng)的繪畫那樣掛在墻上；說它是繪畫，它卻不用顏料、畫布?？傊且粋€非繪畫非雕塑，但同時又在繪畫與雕塑之間的“特殊物品”（賈德本人對它們的稱呼）。后者如托尼?史密斯的《黑色盒子》（ 1963 － 1965 年），一塊漆成黑色的準立方體鋼材，形狀簡化到了極致。

傳統(tǒng)上對極簡主義的解釋，多半認為他們是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邏輯結論。而現(xiàn)代主義理論通常又被認為概括在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現(xiàn)代主義繪畫》一文中。在這篇論述視覺現(xiàn)代主義的最著名的文章里，格林伯格提出了現(xiàn)代主義的本質是“以一個學科的特有方式批判這個學科本身”，因此現(xiàn)代主義成了一場不斷自我批判、不斷純粹化的過程。所謂純粹化，就是從每一種藝術媒介（ 例如繪畫） 中不斷剔除那些不屬于它的本質的東西。比方說，對繪畫來說， 文學性、立體感、戲劇性，甚至音樂性都不是本質 性的東西。因此，對格林伯格來說，平面性成了繪 畫獨一無二的特質，甚至構成繪畫獨一無二的本質。他說:

然而，正是繪畫表面那不可回避的平面性的壓力，對現(xiàn)代主義繪畫藝術據(jù)以批判并界定自身的方法來說，比任何其他東西都來得更為根本。因為只 有平面性是繪畫藝術獨一無二的和專屬的特征。繪 畫的封閉形狀是一種限定條件或規(guī)范，與舞臺藝術共享； 色彩則是不僅與劇場，而且與雕塑共享的規(guī)范或手段。由于平面性是繪畫不曾與任何其他藝術共 享的唯一條件，因而現(xiàn)代主義繪畫就朝著平面性而非任何別的方向發(fā)展。[1]

在稍后發(fā)表的《抽象表現(xiàn)主義之后》的文章里，格林伯格進一步指出:

在別處［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里］，我已經寫過那 類自我批判的方法，我認為這一方法提供了現(xiàn)代主義藝術的內在邏輯……自我批判的目的——這種自我批判是經驗的，完全不是理論家的事——是要確定藝術及各類具體藝術的不可還原的本質。在現(xiàn)代 主義的檢測下，繪畫藝術越來越多的慣例已被證明是可有可無的、非本質的。到現(xiàn)在為止，人們已經確信，繪畫藝術不可還原的本質似乎由兩個基本的慣例或規(guī)范組成：平面性與平面性的邊界； 遵守這兩個規(guī)范已足以創(chuàng)造一個可以被經驗為一幅畫的對象：因此，一張展開的或被釘起來的畫布，早已作為一幅畫存在——盡管并不必然是一幅成功的畫。[2]

在這里，格林伯格的理論提出了如此極端的觀點：“一張展開的或被釘起來的畫布，早已作為一幅畫存在?！倍@，毫無疑問是他的現(xiàn)代主義理論應有的邏輯結論。

我認為，沒有比這一藝術史和藝術理論的個案更好的東西，來講述藝術不斷突破其邊界的故 事了。當藝術（這里暫以繪畫為例） 的本質，被認為必須擁有高貴的題材（神話、歷史題材或宗教故事），庫爾貝的《碎石工》和馬奈的《龍須草》就突破了其邊界；當繪畫被認為至少必須完成，而完成又被理解為所有制作過程的痕跡（ 包括筆觸） 必須被掩蓋起來，莫奈的《日出?印象》就突破了 其邊界； 當繪畫的本質被認為必須擁有正確的透視和素描，否則就不是繪畫（至少不再是正確的繪畫）時，塞尚的《高腳果盤》就以其放棄透視和正確素描而突破了其邊界； 變形可以接受，但繪畫至少要有正確的色彩（而所謂正確的色彩，要么是古典畫派中的固有色，要么是現(xiàn)代畫派中的關系色），馬蒂斯的主觀色彩就突破了它的邊界；色彩可以主觀，但繪畫至少得有必要的具象的形象康定斯基和蒙德里安的抽象畫便突破了其邊界；抽象可以，但畫面至少得有一些色彩，以及或幾何 或有機的形象，馬列維奇的《白上加白》的純白色 顏料畫就突破了其邊界； 畫布上的純色顏料可以，但繪畫至少得有顏料，那么，一塊沒有任何顏料的 純畫布是不是一幅畫？

無論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的，繪畫這門藝術。似乎都已經被逼到了其邏輯的死角。繪畫死了， 人們這樣宣布。事實上，宣布繪畫死亡的時間，早在 19 世紀 30 年代達蓋爾發(fā)明照相術的時候，就已經有人提出來了。繪畫好歹還茍延殘喘了一個世紀之久。自從攝影術發(fā)明以來，一部現(xiàn)代繪畫史，用格林伯格的話來說，便是不斷地發(fā)現(xiàn)其可有可無的慣例被拋棄的歷史，但是，他堅持認為，繪畫最終發(fā)現(xiàn)有兩個慣例是無法拋棄的：平面性以及平面性的限定（或邊界）。

因此，當極簡主義藝術家們將格林伯格的理論推進到其邏輯極致——他們當真展出了一塊純白的畫布（或者，就雕塑而言，一個純黑的立方體）——的時候，某種意義上，人們終于松了一口氣：現(xiàn)在，繪畫真的死了（或者，就雕塑而言，雕塑也真的死了）。

繪畫死了，但藝術似乎并沒有終結。盡管，當1917 年——早在極簡主義誕生整整半個世紀之前——法國藝術家馬塞爾?杜尚將一只小便器送到美國獨立藝術家大展之上時，藝術同樣被宣布為已 經終結了。只不過，宣布藝術終結的這位哲學家， 還得等待半個世紀之久，當他在某個畫廊邂逅安  迪?沃霍爾的《布里洛盒子》的時候，才嚴肅地思考 藝術終結之事。人們都知道，他便是阿瑟?丹托。[3]

二、關于藝術邊界和藝術本質的論述

關于藝術本質和藝術邊界的論述早已汗牛充棟。盡管歐陸哲學提供了 20 世紀以來幾乎所有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藝術哲學和美學思想，但是，圍繞著藝術邊界的討論，主要成了英美分析哲學家們的專業(yè)。分析哲學有其優(yōu)勢，特別是，它們占據(jù)了英美各大學哲學系的主要職位，因而顯得更有體制內的強勢。他們相互引用（ 因此其論文的引用率不低），并且明確排斥非分析傳統(tǒng)的言論（故意忽略或不引用它們成了他們的主要策略）。[4]人們談到藝術的邊界或藝術的本質等問題，總是繞不開分析哲學，本文試圖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將來自藝術史的理論論說包括進來。

跟分析哲學擅長語言分析，并將藝術的本質問題或邊界問題概括成“藝術是X，當且僅當 X
……”之類的論述不同，來自藝術史的相關論述，具有藝術史史料的實證優(yōu)勢，而這些史料，通常是 分析哲學擔心自己被污染，因而唯恐避之不及的。分析哲學似乎在哲學的（philosophical）與歷史的（historical）之間，劃出了嚴格的界限。哲學的方法只分析語言，而不及語言所涉的歷史內容。通常這種方法被認為可以追溯到康德那兒，因為康德嚴格區(qū)分了先驗的和哲學的論述，與經驗的、歷 史學的和人類學的論述。然而，正如我下文即將 表明的，只有有關藝術本質和邊界的描述性論述（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規(guī)范性論述），才適合分析哲學。相反，晚近越來越顯出其活力的知識考古學的論述，并不局限于分析哲學一隅。

讓我們先看有關藝術本質和邊界的描述性論述。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藝術是模仿”，柯林伍德的“藝術是表現(xiàn)”，托爾斯泰的“藝術是情感的交流”，還是布魯姆斯伯里群體的“藝術是有意義的形式”[5]，本質上都是對藝術“是”（is）什么的描述，因而都是邏輯本體論的，也適合對其進行語言分析，例如對其邏輯謂詞的定義，以及對藝術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界定。而外延的界定必定意味著對其邊界的確定。但是，正如比利時學者蒂埃爾?德?迪弗（ Thierry de Duve） 所說，尋求對藝術作這類界定的人，仿佛是從火星上來的人種學家，他們是從生態(tài)區(qū)位上來描述并界定被人類宣稱為“藝術”的東西的。[6]

然而，沒有一個給藝術下定義的人是從火星上來的，或者能夠以上帝的視野來觀看和描述人 類的種種藝術活動。任何一個人總是已經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總是已經是一個“介入式”的社 會學家，總是已經是一個為爭奪藝術“應當是”（ ought to）什么的話語權的“前衛(wèi)藝術家”、“前衛(wèi)藝術理論家”或“前衛(wèi)藝術批評家”。在這種意義上，關于藝術是什么的那個邏輯 － 本體論問題，不得不讓位于藝術應當是什么的語言——符號學問題，進而讓位于藝術實踐或有關藝術的話語本身的語用學問題。[7]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種從根本上區(qū)別于英美分析哲學的藝術理論，一種突破了“哲學的”與“歷史的”二元對立的知識考古學論述，開始進入有關藝術定義及其邊界的討論。在對有關藝術定 義的描述性論述和規(guī)范性論述做了通盤的考量之 后，德?迪弗發(fā)現(xiàn)沒有一種論述能通得過杜尚《小 便器》的測試。例如，近代以來影響最大的藝術理論，即康德美學——就康德是美學學科的真正奠基者（但不是美學學科的命名者）而言，也就是美學本身——是建立在藝術品與日常用品的區(qū)分之上的，但杜尚的小便器不就是一個日常用品嗎？ 由此產生了一個后果，要么不承認杜尚的小便器 是藝術（這與藝術史和整個藝術體制不合：因為無論是藝術史還是藝術體制都已經將杜尚的小便 器記錄在案，并堂而皇之地把它置于博物館之上），要么承認康德美學或整個古典美學的崩潰。許多人選擇了前者。但這也就意味著，他們選擇了無視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半數(shù)以上的當代藝術。因為，無論是達達主義、激浪派，還是多數(shù)概念藝術、地景藝術、裝置藝術，都是建立在杜尚的現(xiàn)成品概念之上的。

然后，在考查了有關藝術本質及其邊界的描述性論述和規(guī)范性論述之后，德?迪弗認為它們要么是不能成立的，要么是無趣的。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這些論述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它們都通不過杜尚《小便器》的測試。而歸因論或慣例論能夠通過這一測試，只是與杜尚精心策劃、波譎云詭的“泉”這一事件相比，那些半個世紀之后才提出來的理論，一下子變得陳腐無趣了。[8]

有鑒于此，迪?德弗選擇了知識考古學的方法?？脊艑W與歷史學似有相似之處，例如它們都處理已經過去了的對象。但是，與歷史學注重淵源和影響等歷時考察不同，考古學重視對年代學上的某個橫截面作共時研究，因此它考察的是話語事件的各種慣例及邊際條件。迪?德弗發(fā)現(xiàn)，有一個時期，藝術這個名詞在西方基本上被當作一個專名來使用。盡管從穆勒，經弗雷格和羅素的校正，再經過約翰?塞爾、普特南的再校正，直到克里普克，分析哲學中的專名理論顯得頗為復雜，但是，他們的一個核心題旨是，專名（例如“約翰”）只有指稱，沒有意義。你很難想象所有被叫作“約翰”的人具有所謂的共通本質或約翰性。藝術也復如是。你只能說“這個是藝術”“那個也是藝術”，但“藝術”這個稱謂，并無固定的內涵或意義。[9]

這一發(fā)現(xiàn)的效果是驚人的，甚至可以說是駭人聽聞的。什么？在西方歷史上的某一個時期——確切地說就是現(xiàn)代時期——藝術這個稱謂被當作專名來使用，只能用它來指稱“被稱為藝術的東西”，卻沒有固定的內涵或意義？但很快，讀者大概能夠理解，為什么這個乍一看駭人聽聞的見解，卻值得認真考量。

這就涉及德?迪弗在《杜尚之后的康德》里所說的第三個主要觀點：他關于藝術曾經是一個專名的理論能夠解決現(xiàn)代藝術的二律背反。什么是現(xiàn)代藝術的二律背反？這里有必要簡要插入科蘇斯與格林伯格之爭。

20 世紀 60 年代，正當格林伯格的名聲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的理論遭到了概念主義藝術家和理論家科蘇斯（Kosuth）的挑戰(zhàn)?？铺K斯堅持認為藝術就是概念，而不是格林伯格所說的是審美（現(xiàn)象）。[10]他們之間的理論分歧，可以概括成如下形式：

正題（格林伯格）：藝術不是概念（藝術基于趣味）
反題（科蘇斯）：藝術就是概念（藝術與趣味無關）

從回顧的角度看，格林伯格的讀解允許他將自己的美學限定在現(xiàn)代主義繪畫和雕塑上，而科蘇斯的讀解卻為 60 年代出現(xiàn)的、某些質疑傳統(tǒng)媒介的特殊邊界的藝術實踐設定了規(guī)則。對這些藝術實踐來說，這一替代方案似乎變成了下面這種情形：要么我們?yōu)槲覀兯龅臇|西要求“藝術”之名，而以審美為代價；要么我們需要審美，而又處于不是“藝術”的名稱之下。因此，這成了“沒有審美的藝術”與“沒有藝術的審美（行動）”之間的一個較量。而你無論贊成哪一方，都有可能犧20 世紀以來（特別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的半數(shù)藝術品：

在藝術（Art）這一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樣一些作品：它們被稱為藝術，又被假定剝奪了所有審美品質，例如羅伯特?勞申伯格的《擦掉德?庫寧》 （Ｒobert Ｒauschenberg ’s Erased de Kooning，1963） ，羅伯特?莫里斯的《審美撤離的陳述》（Ｒobert Morris’s  Statement  of  Esthetic  Withdrawal， 1963） ，吉恩?比利的《詞畫》（ Gene  Beery’s  Word Paintings） （ 1960－1963，例如，其中有一幅是這樣說的：“抱歉，此畫暫時過時了。因更新而關閉。等待審美重啟”） 。

而在行動（ACT）那一邊，我們發(fā)現(xiàn)了多數(shù)時候屬于不那么有理論野心，但卻最富有烏托邦色彩的概念藝術的作品，或者屬于激浪派的作品。這些作品想要提供或引發(fā)審美經驗，卻不聲稱它 們應該被稱為藝術，或者它們應該被置于一個被稱為藝術的語境中。這種傾向的典型例子是所謂的“調控下的作品”或“指導下的作品”，它們可以被制作出來，卻不一定需要藝術家來做，而是任何人都能做的。[11]

眾所周知，康德通過訴諸將概念劃分為“規(guī)定性的”和“非規(guī)定性的”，進一步通過訴諸“現(xiàn)象的超感性的基底”這個“非規(guī)定性的概念”來解決趣味的二律背反。而德?迪弗通過訴諸“藝術是一個概念，但它不是一般概念（通名），而是專名”的理論，成功地解決了現(xiàn)代藝術的二律背反：

正題（格林伯格）：藝術不是概念，它不是一般概念即通名（而是一個專名）
反題（科蘇斯）：藝術就是概念，它是一個專名

因此，格林伯格的正題與科蘇斯的反題，就不再構成背反?，F(xiàn)代藝術史上總是有半數(shù)作品被宣布為不是藝術的情況，也得以克服。

然而，如果說藝術的專名理論仍然屬于高度的分析哲學的話，那么，德?迪弗真正原創(chuàng)的地方是他的現(xiàn)代主義考古學。可惜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探索，用力之巨，洞見之深，根本不是我簡短的述評所能見出的。這里，我只能對他的其中一個洞見表示驚嘆。如果說康德第三《批判》的全部預設乃是“人人都是鑒賞家”（ 通過審美教育，人人得有鑒賞能力，因此鑒賞判斷是普通而又必然的） ，那么，德?迪弗的現(xiàn)代主義考古學則發(fā)現(xiàn)，杜尚（ 經過其后裔波依斯的詮釋） 的全部洞見則是：人人都是藝術家。[12]

人人都是藝術家，也就意味著人人都不是藝術家。分析哲學家會這樣說。沒錯。只有在分析哲學范圍內，這個命題才會失去意義。但是，在現(xiàn)代主義的考古學中，它卻是一項極其了不起的成就。謂予不信？請看下文。

三、媒介性與物性的臨界點

至少從德國浪漫派（例如諾瓦里斯）開始，人們就早已對人人都是藝術家這一烏托邦充滿了憧 憬之情。德?迪弗的業(yè)績在于考掘出這個烏托邦 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現(xiàn)實的。首先，伴隨著現(xiàn)代社會 大規(guī)模分工的出現(xiàn)，藝術創(chuàng)造這一即使晚至文藝 復興時期還是充滿了魔力的活動，經歷了一系列 的怯魅過程。管裝顏料的出現(xiàn)，使得繪畫創(chuàng)作成 為現(xiàn)代工業(yè)流水線的一部分。[13] 修拉分散排列顏料點子，讓觀眾在視網(wǎng)膜上合成最終圖像的做法， 進一步使觀眾成為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的一部分。[14]因此，從原則上說，現(xiàn)代所有的繪畫作品，都已經早已是半現(xiàn)成品。而從半現(xiàn)成品走向杜尚的現(xiàn)成品，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然而，如果說我們真的無法認真對待藝術陰謀論——認為當代藝術是美國政府的陰謀的理論——那么，我們至少還得說明，為什么杜尚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也就是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才被公認為是一位藝術大師。我認為，這是真理需要時間才能被采信這個無情的“元真理”（meta-truth）的典型例證。歷史需要經過整個前衛(wèi)藝術運動（特別是達達主義），經過整個晚期現(xiàn)代主義（特別是抽象表現(xiàn)主義），才會在新前衛(wèi)（特別是極簡主義）中漸漸揭示其真理。因為，只有在極簡主義中，格林伯格誓死捍衛(wèi)的現(xiàn)代主義理論，才與杜尚的現(xiàn)成品理論合流。

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格林伯格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邏輯結論：一張繃緊的或釘在墻上的畫布，已經是一幅繪畫。而當極簡主義者真的將一張白畫布，或是一個漆成黑色的立方體展出的時候，他們似乎只是用具體作品展示了格林伯格的理論。

然而，有一個人既對格林伯格的這一理論表示不滿，也對極簡主義者將格林伯格的理論進行到底的做法表示了不滿。他就是邁克爾?弗雷德（Michael Fried）。他說:

首先，說一幅釘在墻上的光禿禿的畫布并不必然是一幅成功的畫，這還不夠； 我認為，這樣說也許更加精確：它并不是一幅令人信服的（conceivably） 畫?！谌藗円曖斊饋淼漠嫴紴橐环嫷囊饬x上，將某物視為一幅畫，與相信一件特殊的作品可以 跟過去那些其品質毋庸置疑的畫作進行比較，是兩 種完全不同的經驗：我想說的是，除非有什么東西迫使我們相信它的品質，那么，它就不過是某種微不足 道的或有名無實的繪畫罷了。這表明，平面性及平 面性的邊界不應該被認為是“繪畫藝術不可還原的本質”，而是某種類似某物之被視為一幅畫的最起碼條件的東西； 因此，關鍵的問題不是那些最起碼的、永恒的條件是什么，而是，在某個既定時刻，能迫使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繼續(xù)將它視為一幅畫的東西是什么!這不是說繪畫沒有本質；而是斷言，那種本質——例如那種能夠迫使人們相信它是一幅畫的東西——主要是由最近的過去那些重要作品決定的，因而也是出于對最近的過去那些重要作品的回應而持續(xù)地加以改變的!繪畫的本質不是某種不可還原的東西。毋寧說，現(xiàn)代主義畫家的任務是要發(fā)現(xiàn)那些慣例，在一個既定的時刻，這些慣例本身就可以將他的作品的身份確定為繪畫。[15]

當人們已經在追問一塊空白畫布是否是一幅畫（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否是一張成功的畫） ，當繪畫似乎已經被逼到死角的時候，弗雷德敏銳地捕捉到了藝術界的新動向，同時也更具原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有關藝術邊界問題的新理論（遺憾的是，他站錯了隊：站在了捍衛(wèi)現(xiàn)代主義媒介理論，反對極簡主義物性理論的那一邊； 某種意義上也是站在了整個當代藝術的對立面）。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后來被稱為極簡主義的一群藝術家，已經開始以劇場性來代替在場性（以物性，來代替藝術的媒介性。當人們認為藝術還是媒介的時候，他們是通過藝術媒介，領悟到別的東西（可以是形而上學的真理，審美狂喜，也可以是別的什么）而當人們不再將藝術當作媒介，而是直接當作一個物品，一種物性； 他與這一物品之間的關系，也不再是靜觀沉思，而是參與到藝術家有預謀地加以調度的整個場域的時候，藝術這回事確實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簡單地說，將畫布視為一幅畫（或藝術品），所需要的只是觀看的態(tài)度發(fā)生一點改變。就此而言，我不得不驚訝于藝術家不斷突破藝術邊界的創(chuàng)造力。如今，劇場性、跨媒介性和場域特殊性，已堂而皇之地被寫入當代藝術的美學教科書了。[16]

當繪畫媒介達到其物性的臨界點（變成一塊空白畫布的時候），人人都認為繪畫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但誰能預見當代的藝術家們又將物性（而不再是媒介性） 當作了藝術表達的手段？ 這大概就是藝術邊界及其突破的故事中最成功的案例。當哲學家認為一個沒有邊界的東西是無法討論的，或者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也就意味著人人都不是藝術家時，他們只是在盡一個哲學家的本分：試圖用概念去把握生生不息、方生方死的現(xiàn)象。而當藝術家總是突破藝術概念的邊界的時候，他們也只是在盡自己的本分：只不過，與哲學家阿瑟?丹托所宣稱的"哲學對藝術的剝奪#正好相反，這是藝術對哲學的剝奪。[17]

[1] C． Greenberg，“Modernist Painting”，in C．  Harrison ＆ P．  Wood( eds． ) ，Art in Theory 1900—1990:  An Anthology of Changing Idea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2，p． 756．
[2] C．  Greenberg，“After Abstract Expressionism”，Art International 6，Oct，25，1962，p． 30
[3] 參見阿瑟?丹托: 《尋常物的嬗變》，陳岸瑛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藝術終結之后》，王春辰譯，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4]關于分析哲學的優(yōu)勢和劣勢的評論，代不乏人。其中要數(shù)從分析哲學中反戈一擊的理查德?羅蒂最有發(fā)言權。參見羅蒂: 《哲學與自然之鏡》，李幼蒸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 《后哲學文化》，黃勇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2 年版。晚近對分析哲學的深入透析，參見羅森: 《分析的限度》，夏代云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6 年版。
[5]  Significant form 在國內通常被譯為“有意味的形式”，而且被認為是克萊夫?貝爾提出來的。但是，對歷史文獻的進一步考證表明，類似的說法在貝爾《藝術》(  1914   年)   出版之前許久，就開始在布羅姆斯伯里群體中流行。例如，貝爾的老師、公認的現(xiàn)代美學理論的奠基者之一羅杰?弗萊早在1910 年的講座中就用了“表現(xiàn)性的和有意義的形式”( expressive and significant form) 這樣的表述。而從布魯姆斯伯里群體所主張的形式主義理論著眼，這個高度形式主義的概念也不宜譯為“有意味的形式”( 特別是經過李澤厚先生的解釋后，它成了馬克思主義實踐美學的注腳，意味似乎有了“積淀著內容意涵”的意思) ，而是“有意義的”“表達意義的”意思。詳見筆者為羅杰?弗萊《弗萊藝術批評文選》( 沈語冰譯，南京: 江蘇美術出版社 2010 年版) 所寫的“導論”，第 3—49 頁。
[6]參見蒂埃里?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沈語冰等譯，南京: 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16 頁。
[7]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 16—28 頁。
[8]參見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二章“考慮到理查德?穆特事件”，第 82—121 頁。
[9]特別參見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 51—54 頁。
[10]Kosuth，“Art after Philosophy I and II，”in Idea Art，ed． ，Gregory Battcock，New York:  Dutton，1973．
[11]參見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 238—243 頁。
[12]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五章“杜尚之后的康德”，第 227—300 頁。
[13]參見德?迪弗: 《杜尚之后的康德》，第三章“現(xiàn)成品與管裝顏料”，第 125—165 頁。
[14]晚近的研究更是將修拉置于盛期現(xiàn)代主義與 19  世紀后期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的關鍵位置。修拉的作品不僅與大規(guī)模生產的生理和個體心理學話語相適應，而且與涂爾干、塔爾德和勒龐的社會學及群眾心理學密不可分。參見 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MIT，1999，pp． 149 － 280。
[15]邁克爾?弗雷德：《藝術與物性》，張曉劍、沈語冰譯，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3年版，第48—49頁。
[16]參見Juliane Rebentisch,Aesthetics of Installation Art,Sternberg Press,2012。
[17]丹托“哲學對藝術的剝奪”，見Arthur Danto，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筆者對丹托的批評性討論，參見“哲學對藝術的剝奪：阿瑟?鄧托”，載《20世紀藝術批評》，北京：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309頁。

作者：沈語冰（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刊載于《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11月第53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