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天安門前》時，我住的地方離天安門很近，是我夫人的公安部宿舍，在南池子，我經常到天安門廣場那兒散步，每次去都可以看到全國各地的人，帶著手提包、行李，排長長的隊伍等候拍照，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個情形。我理解人們到天安門前毛主席像下留影的心情，因為我自己也有這種體驗，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時候也和同學到天安門前照相。第一次來北京時，我還在部隊當指導員，來解放軍總政治部報道，參加“中國解放軍戰(zhàn)績展覽會”的布展工作。我來北京報到后第一件事就是和同志到天安門前照相留個紀念，所以我理解人們到天安門前的心情。因為，天安門不僅是一個歷史古建，而且是新中國成立的象征，從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毛主席在上面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天起。天安門在人們心中就是一個共和國的象征。所以，人們愿意到這兒留影，朋友、親戚，全家拍照留念，這是祖國，對天安門熱愛的表現(xiàn)，我覺得這個事情看起來很平常，但是，里面包含著很不平常的意義，是老百姓在抒發(fā)自己的情懷，表達人民對祖國，對天安門、對黨、對領袖熱愛的心情。我還記得建國的時候，我當時正在南下廣州的行軍路上，部隊用露天放映機報道毛主席在天安門宣布共和國成立的那個場面，我們在下面看著很激動，鼓掌、流淚、歡呼。這種感情我有過體驗。所以，群眾不遠萬里到天安門這里排隊照相，我能夠理解這樣的心情，就有了用這個題材來畫張畫兒的想法。

我最初畫的是一個家庭在天安門前拍“全家?！?，老少三代。后來，也就是1963年春天我從《北京晚報》上看到一篇通訊，報道一個東北的林業(yè)工人渴望到天安門門前照相，但是卻沒有機會來，就把自己的照片寄到天安門攝影服務部，請攝影服務部在照片上加洗一個天安門的背景，我看了報道很受感動，畫畫的愿望更強烈了，60年代我到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采風、采訪，邊疆的地區(qū)群眾中的我從北京來后，經常問我“去過天安門嗎？”“見過毛主席嗎？”他們都是很關心這個事情，渴望到天安門前照個相。

作品畫面選擇的是一個節(jié)日期間的天安門，天氣很晴朗，陽光明媚，天安門城樓紅燈高掛，紅旗飄動，來自全國各族的同胞錯落地在天安門下面，等待照相機按下快門的瞬間。人物分組設計成三個層次：近景、中景和遠景。近景是北京郊區(qū)公社的老、中、青、少四代人，有農村干部、插隊知青、專業(yè)復員軍人等，這組人物放在近景重點刻畫，是主體；左右兩邊中景、遠景人物，有邊防前線戰(zhàn)士、少數(shù)民族的代表團、紅領巾小學生，還有幼兒園阿姨帶著小朋友在金水橋上面散布與玩耍。

色調是以天安門的紅墻、黃琉璃瓦形成大面積的紅色和黃色作為畫面的主色調，形式就是對稱的格局。因為天安門廣場布局是對稱的，整個北京的建筑也都是對稱的格局，人們到天安門廣場首先感到就是對稱的建筑模式。我想表現(xiàn)人們對天安門廣場的總體感受。但對稱搞不好容易呆板，在對稱之間就要有一些變化，想法兒不讓畫面呆板。整體的莊嚴、肅穆中間還要有一點活潑，兒童玩耍就是一種活潑的氣氛。這樣就有多樣、有統(tǒng)一、有均衡、有變化了。人物有靜、有動，人物主次安排有序。

作品中人物形象我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都是從生活里面來的。比如，中國這個穿白衣服的農村干部，我是以北京勞模李默林為模特兒，為了畫這個人物，我到他所在的公社，和他朝夕相處半個月，他下地我跟他下地，他睡覺我跟他同屋睡覺，一塊兒聊天吃飯，揣摩這個人物，了解這個人物。其他形象也都是從生活中收集來的。還有一些人物是我身邊的，比如前面那個小姑娘，是我附中的學生，我請她來做模特兒。

在創(chuàng)作時我自覺地追求民族化的東西，不是說偶然的、碰巧的。比如對稱的格局選擇，我之所以選擇對稱不僅是表現(xiàn)人們到天安門廣場的總體感受，另外還是因為對稱的格局也是中國傳統(tǒng)審美。我是從農村長大的，農村家里的陳設都體現(xiàn)出對稱的美，比如說大門上的門畫、兩邊的對聯(lián)、廳堂的陳設也是，家里條件好的把鐘放在中間，兩邊放花瓶。我就受小時候看到這些樣式的影響。作為一種審美式樣，西方也不是說不講對稱，達·芬奇《最后的晚餐》也采用了對稱的布局，但是西方的對稱講究縱深，中國的對稱講究寬闊，這是我們的民族氣派。作品畫面還強化了線的運用，盡可能和中國人民的喜好接近。另外，如果按照焦點透視的辦法，前面的人群在這個仰視角度的情況，天安門就很低，天安門城樓應該是高大的形象，降低是不行的，前面的人物小了也不行。我不用焦點透視，使用了散點透視，保持一定的人物高度和天安門的高度，感覺還是很高大的天安門，前面的人物形象也便于刻畫。

《天安門前》于1964年完成，在當時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最后被中國美術館收藏。文革期間，我又對《天安門前》這幅作品進行了深入地思考，發(fā)現(xiàn)作品畫面中的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應為繁體字比較貼切，在當時那個時代，畫面中出現(xiàn)簡體字實為不妥，故我在1973年至1974年間又重新創(chuàng)作了這件等大的《天安門前》，同時將作品中的標語還原為繁體字，這就是大家現(xiàn)在看到的這幅作品。

文：孫滋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