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張“1966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wèi)兵”的照片，好就好在拍到了群眾跟領袖在同一個畫面里出現。這張照片，現在有人拍賣、收藏，國外也有人收藏，有的關于中國的書還拿它當封面。

展覽時，BBC采訪我就問這張，說以前沒見過這樣的、彩色的“文革”照片，問我為什么沒發(fā)表過？還問我：你知道嗎?這張照片可以賣到很高的價錢。韓國電視臺也來問我，照片怎么拍的？

我說我不知道，當時拍的時候只想拍好，只想把我看到的東西記錄下來，就很滿足了。那時的年輕人都是很真誠地崇拜毛主席，我也是帶著一種激情，一種對毛主席的崇敬到天安門去的，所以當我距離他不過百米的時候，我的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拍好。

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一共8次，這不是第一次，第一次那回激動的人群涌上來，毛主席的車被圍住，就走不了了。那天一大早，很多紅衛(wèi)兵就到了，排著隊，還有解放軍，一個方陣一個方陣有組織的，后來毛主席坐著車檢閱。我們就追著檢閱的車拍，從天安門中間一直追到靠近北京飯店了，后來跑得我都感覺胃痙攣了，跑不動了，接不上氣，就蹲下去了。

檢閱之后才上城樓。后來經常出現的毛主席揮手的那張照片，就是那天呂相友在城樓上拍的。當時他在上面拍，我在下面拍。當時不可能上到天安門城樓上，新華社也只有中央組才能上到城樓里，杜修賢、呂相友他們專拍領導人的，才能上去呢。我們一般的記者，只能在天安門下邊。作為攝影記者，要有預見性，估計到最后結束時，毛主席可能要走到這邊來。我一看，就到西邊最高的觀禮臺上，放好三腳架我那天帶了兩個相機，一個是120的，在三腳架上架好，手上拿的是另一個萊卡M3，有個長鏡頭，準備隨時抓拍。

下午，毛主席還沒來，我就把三腳架架好，構圖看好了：城墻的角是構圖的中心，這里有城墻、下邊有很多群眾，還有旗子，我把焦點對好，對到城墻的角上，測光也測好，就等著。等毛主席來的時候，我就直接用肉眼看，不再看取景器了，毛主席有了動作我就摁快門、過卷、摁快門、過卷。然后趕快換相機，拍完大的，又拍小的。

那時毛主席把帽子摘下來，喊：人民萬歲！我就立刻摁快門，然后就往下面群眾那兒看，抓拍群眾激動的表情，一下子就拍了很多。當時我就是希望盡量多拍，搶拍。

現在有人看了說，你這個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啊，說天安門城樓西側部分的形象酷似一艘巨型輪船，而毛主席恰巧站在船頭，向人群揮手。

當時我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哪里有？不可能！開玩笑！那時，根本連這個想法我都沒有。

有人說我的照片像油畫，我學了9年油畫，就是講構圖、色彩這些東西。我就想從取景上把這個照片拍得更好一點，表現內容更好一點。那么什么角度？中心應該放在哪兒？我學了9年美術就是學這個嘛。你看，在這張照片里，毛主席是在中心，下面還有群眾的場景。巧的是，那時剛好藍天上還有一抹斜著的云彩，讓構圖更完美，是老天也幫忙成全，天時地利人和。當時拍下來我很激動。

當年我們雜志沒有發(fā)表，是因為那時發(fā)表這類的照片要拿到中央審查的。所以我們《人民中國》要提前三個月發(fā)稿還得考慮到雜志送到日本是要坐船去的，那就來不及啊，就用新華社審過的照片，所以當時大量用的都是這樣統(tǒng)一發(fā)稿的照片。我們自己拍的就一直放著，直到我退休后沒事兒了，才慢慢整理過去的膠卷。我那時的想法就是留下一些資料?，F在看還是很珍貴的，因為當時彩色片很少，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現在也有人看了這些彩色片子很驚訝：那時候就有彩色片了？不是后來處理的？這哪兒可能？因為我們是對外宣傳的，當時周總理和廖承志都很重視《人民中國》，我們是用外匯進口的彩色膠卷。那時候外面沒有沖洗彩色片的地方，拍完以后都是自己在暗房沖。那時我們用的E3膠卷，進口膠卷的同時就買它的套藥，然后自己手工沖洗：六個瓶子擺開，還要用溫度計量，看溫度正負不能相差多少，再一個一個地倒，都是精心地沖，非常認真。

歷經艱險，回國后到天安門一看，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我的祖籍是福建龍巖的窮山區(qū)，我父親翁福林年輕的時候流落到印尼去謀生，后來他和一位印尼的年輕畫家李曼峰合伙開了一間照相館，一個廣告公司。父親專門經銷新中國的書籍，發(fā)行新中國的影片，為在海外宣傳新中國做出了貢獻。李曼峰后來被蘇加諾總統(tǒng)聘為總統(tǒng)府顧問畫師，他是我的義父。

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家里起了一個很大的變故，日本南侵占領了印尼，不久我父親被抓到集中營去了，我家也被封了。我母親和我們被趕到街上去。因為那時南洋很多華僑往國內捐款，買槍炮，抗日。后來這些人被出賣了，日本人來了就把他們抓進集中營。

也因為這一事件，日本投降后，華僑社會也出現分化。我父親出獄后思想變化很大，他就搞了一個華僑報《生活報》，編輯部、印刷廠都在我家。那時我是十來歲的小孩，受家庭的影響，就喜歡畫畫、攝影，報社有個攝影記者周昌平，我父親去新加坡時給我買了一個蔡司相機，我就拿它跟周先生學拍照。

上世紀50年代有很多印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僑青年學生要求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形成一個回國潮。我爸我媽把我們兄弟幾個都送回國了，我大哥是1949年回來的，他一回來就參加青訓班，去搞土改了；我二哥是1950年回來的，回來他就參軍，抗美援朝去了。

我是1951年回來的，那時我14歲，和我坐一條船回國的華僑學生很多，就我小學畢業(yè)，大哥哥大姐姐們都是初中、高中畢業(yè)的。在船上聽到了廣播，美國已經到鴨綠江了，我們要抗美援朝，船上的青年全都捐款捐物，把隨身帶的藥印尼產的金雞納霜，每人都帶著幾瓶，全都捐了。我把我姥姥給我的金戒指她已經年紀很大了，我回國前她給我做紀念的，也都捐了，船上的青年都這樣。我們還想呢，回來可以參軍去抗美援朝。

那時很多國家對我國是封鎖的，我們的船到了新加坡不能靠岸，到香港也不能靠岸，就一直在公海，后來是國內派了船到公海去接我們。我們沿著珠江進來，那時剛解放，情況也比較復雜，船上的窗簾都要拉下來，不讓往外看。我們突然聽到外邊敲鑼打鼓了，船到了廣州的碼頭，岸上有很多人歡迎我們。當時征求我們的意見，在廣州留下，還是到別的地方去，那時我就要求到首都北京。到天安門一看，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毛主席就是在這兒宣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我考上了25中。剛回來時生活不習慣，老師們對我非常關照，那時我住校，輔導員周學瑾老師知道我喜歡畫畫，就讓我給學校出壁報。初中畢業(yè)時，國棉二廠招工，我想報名。周老師說，你爸爸媽媽在海外，你也沒征求他們的意見就要當工人，我看啊，你是喜歡美術的，考美院附中吧。我就聽他的了。

我成為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第二屆的學生，受到嚴格的正規(guī)美術教育。那時蘇聯的教學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主要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我們受到了老師的影響，還受看到的一些作品的熏陶，很喜歡現實主義的畫，感覺藝術應該反映生活，應該反映時代，而且是這個時代大的變革，人民的大的動向。

每單元結束我們集體到吳作人先生家去聆聽總結

從美院附中畢業(yè)要考美院油畫系時，我還挺緊張的，因為剛好是1958年嘛，美院經過反右斗爭，當時要“摻沙子”，開展了一次規(guī)模不小的關于“教育革命”的討論，這次討論在群眾中形成的主導看法是：美院的培養(yǎng)目標應該是“普通勞動者”，不應該是“專業(yè)美術工作者”。這次討論的直接結果是油畫系在這一年招收了工農班，要增加好多工農學生。附中的很多同學考得挺好的，就沒有讓上大學。當年油畫系招收了十七位學生，其中只招了四位美術學院附中的畢業(yè)生，其余有兩位是少數民族學生，四位普通高中畢業(yè)生，余下的七位是從工廠和農村來的工農兵學員。結果后來工農學生沒有學下去，好多半路走了，因為他們基礎太差了，趕不上來。我附中同學那些沒考上的，很多后來都畫得很好，很有成就。

我趕上了美院“開門辦學”，油畫系下鄉(xiāng)，在石景山模式口，一邊勞動一邊畫。我們跟著果樹隊、養(yǎng)牛隊干活，還要到石景山鋼鐵廠參加搬運鐵碴的體力勞動。當時分為甲、乙兩個班，甲班由附中畢業(yè)和高中畢業(yè)學生組成，乙班為工農兵學員組成。艾先生主要是抓乙班學員的教學，甲班是詹建俊先生主抓。因為學校離法海寺不遠，有很多壁畫，黃均老師帶我們臨摹那些明代壁畫，我臨過那個光頭的小沙彌。

過了一陣子，感覺開門辦學不行，還得回學校，素描課、色彩課這些基礎要打好。其實那時還有過很多爭論呢，比如人體模特還畫不畫，后來打了個報告，毛主席對人體教學有個批示，說，人體還是科學的東西，作為美術教學還是應該堅持，有些損失也是值得的。假如沒有這個話，人體課也不會恢復了。

那幾年吃什么呢？把杏樹葉子打下來，放在大桶里洗了，用開水泡，漚爛后擠干水剁細，在鍋里煮開，最后撒一點兒棒子面，一人一碗，吃那個東西。我們都浮腫，臉和腿，一按就是一個坑，醫(yī)務室就給我們發(fā)藥，裝在小藥袋子里，每天一小包，里面是炒黃豆。后來回學校我們還自己在空地種了菠菜、蔓菁，剛長出來一點兒，還沒長好呢就拔了吃了。

就這樣，我也沒想過回頭去找爸爸媽媽，那時已經習慣了，感覺學校就是我的家了，同學就是我的兄弟。我的自行車從海外帶回來的鳳頭，大家都用，誰都知道我的車是“公車”，誰都借，下鄉(xiāng)時，食堂大師傅就弄了自行車去買菜、馱東西。我?guī)Щ貋淼氖诛L琴，班上跳集體舞的時候就拿它去伴奏。

1960年我們從模式口回到校尉胡同美術學院原校址上課。學到第三年，要報考工作室。當時設立了吳作人工作室、羅工柳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不過后來不以人名叫了，而是叫第一工作室、第二工作室、第三工作室這樣的，其實第一工作室就是吳作人工作室，是北歐畫派的；第二工作室是蘇派的，俄羅斯畫派的，羅工柳他們從蘇聯回來的；第三工作室就是董希文，是歐洲偏現代一點兒的，那時這個第三工作室老是挨批，他們可能思想比較超越一點，畫些印象派什么的。

我義父李曼峰也是北歐畫派的，我受他影響，也一向喜歡，就報了吳作人工作室，沒想到還真考上了。當時因吳作人先生身體有病，主要由油畫系主任艾中信先生主持工作室的教學工作，吳先生每周由艾先生陪同來畫室為學員授課，每單元結束我們集體到吳作人先生家去聆聽總結。

我有相當數量的彩色反轉片，這是在其他傳媒工作的攝影師所不可能做到的

從美院畢業(yè)，分配我到《人民中國》日文版雜志社，主要讓我搞版面設計，后來《人民中國》的老記者黃祥坤知道我會照相，讓我也拍點東西，后來看我拍的挺好，就讓我當攝影記者。

剛到《人民中國》，沒有照相機，我就拿我父親給我買的蔡司，那種折疊式的，像手風琴樣子的，可以拍8張，也可以拍16張，拿那個東西去采訪。我記得就拿著那個去的林縣采訪紅旗渠。

那時在雜志上連名字都不登，就是署“本刊記者”，后來周總理說不行，才又恢復署名?？偫碚f，這不光是要出名，還有要負責任的問題。

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大串聯，串聯回來上山下鄉(xiāng)，后來搞斗批改，樣板戲。包括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黃永勝到農民運動講習所都拍了，一直到打倒四人幫，懷念周總理，宣傳張志新，恢復高考……我想的就是記錄我所看到的，就是要記錄我生活的時代。

大串聯時，紅衛(wèi)兵長征，我自己提出來的，跟著哈軍工的86團一塊兒走。我到江西跟他們會合，從瑞金走到了長沙。本來計劃要走到遵義，再北上到延安，我也下決心了，他們走多遠，就跟著走多遠。很累的，要背著相機、鏡頭，背著睡袋，一路步行。走到哪兒，就在公社和衣而臥，稻草堆上。吃飯也不要錢，走哪兒吃哪兒，南方都是大木桶煮的米飯，蘿卜湯、辣椒、茄子什么的。有時到地方時間不對，開過飯了，食堂沒飯了，就餓一頓，忍著。

一路走一路拍，老紅軍將軍甘祖昌，解甲歸田當農民，養(yǎng)豬種地，我去拍了，他扛著鋤頭下地，家里養(yǎng)的豬好大好大。紅衛(wèi)兵走到哪兒吃到哪兒，沒得吃了，總理派飛機送餅干，我拍了送干糧的飛機。拍了在黃洋界上學語錄的紅衛(wèi)兵，“黃洋界上炮聲隆”嘛，那兒一批批的紅衛(wèi)兵特多，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最后沒走完，大串聯也花費很多錢，免費坐車、吃飯，各地都受不了了。后來陳伯達讓紅衛(wèi)兵回來，“回校鬧革命”，大串聯就結束了。

上山下鄉(xiāng)時，我想跟蹤采訪，去了北大荒，我弟弟回國去了華僑補校，沒幾天就到北大荒去了，上山下鄉(xiāng)。我去，看知識青年，也看看我弟弟。拍了那里青年自己蓋房子，修橋，抬水，種田，早請示晚匯報。他們在城里有很大的理想，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有的還寫了血書?？墒堑搅司唧w的地方，坐爬犁進去才到知青點，他們心理的變化很多，這么大的荒原，全是水泡子，蚊子又多，心里摸不著底，所以他們的表情很復雜，各種各樣的表情。我也都拍了。

我在北大荒呆的時間比較長，就在衛(wèi)生所里跟我弟弟住了一段，他小嘛。他在北大荒當上了衛(wèi)生院的赤腳醫(yī)生，誰受傷了給抹點藥，發(fā)一點藥什么的。后來表現不錯，被保送上了北師大的歷史系，后來留校，又考上美國人類學博士。

讓國外了解新中國，就靠民間的渠道

“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就是總理讓郭沫若、王冶秋來辦的這個事兒，當時我們幾個人在故宮博物院拍了好幾天，后來《人民畫報》登了特輯。因為“破四舊”時紅衛(wèi)兵亂砸，那時國外說中國“文化大革命”破壞文物，總理是對著這個來的，教育紅衛(wèi)兵，不要認為什么都是“四舊”，有很多都是很珍貴的文物，所以搞了這個展覽。展出了金縷玉衣、長信宮燈、馬踏飛燕，很多很珍貴的文物。這個特輯出來，在國外影響極大。

還拍了經常進行的抬著毛主席和林彪的畫像游行場面、北海公園團城城墻上粘貼的大字報、長安街西單路口宣傳牌上的宣傳畫、新華書店的造反派燒劉少奇的《論共產黨人的修養(yǎng)》……我留下來的大多是底片，沒有洗成照片，很多是沒有剪的，一卷一卷的，還沒弄完呢。那時沒時間去做，都是盡量地拍，回來沖出來一看，這個可以發(fā)稿用，就剪下來做了，其他的就放一邊了。發(fā)稿用了的那些，反而現在我都沒了。

那時很多國家都沒有跟我們建交，讓國外了解新中國，就靠民間的渠道，對外宣傳，我們自己出的雜志就很重要。當時《人民中國》有日文版、英文版和印尼文版。周總理、廖承志他們懂得怎么對外宣傳，不是空喊口號，要講事實，講道理，以情動人，以情感人，不是假大空，穿靴戴帽那些。我們還有日本專家呢，他們也提意見，說應該怎樣，很注意要實事求是。那時有人到農村去拍農民農民下地不是穿著補丁衣服嗎？就讓他們換衣服，結果都穿著的確良下地插秧，我們的日本讀者就反映了，中國人怎么會是這樣下地呢？我們日本農民都是穿著破舊的衣服下地干活。

黃祥坤看照片也是，擺拍的他就放到一邊去，也不解釋，就說這個不好。當然弄虛作假的照片我們雜志也用過，因為照片不全是我們自己拍的。那時我拍了很多生活的題材，很具體，很生活。繡花鞋出口到日本，我就到南方，到村里去拍小姑娘怎么繡花。還有景德鎮(zhèn)、茅臺(600519,股吧)鎮(zhèn)，都一個一個去拍。

比如拍“背簍商店”，周口店有個供銷社為山區(qū)農民服務，就像《新貨郎》那個歌唱的一樣，以物換物，背去煤油等等，換回干果什么的，我就跟著他走拍這個過程。

還有冬儲大白菜，那時有“白菜辦”，公社田頭堆著的白菜，滿街拉白菜的大卡車，而且不能隨便買，得一級菜二級菜搭配著買，就得平均分配?，F在再看，成計劃經濟的標本了。

商品經濟開展較早時，允許個體戶了，就在天安門觀禮臺的下邊，出了個個體小賣部，賣水果飲料。還有天安門廣場邊上談戀愛的，下著小雨，打著傘，一對兒挨著一對兒。我的鏡頭里留有這些影像。

這些都是小鏡頭小場面，但是現在看很有意思，反映了時代變遷。最有意思的是，因為外宣工作的需要，所以我的照片中有相當數量的彩色反轉片，這是在其他傳媒工作的攝影師所不可能做到的，今天看起來彌足珍貴。

那時我們雜志每期有個舞臺專欄，介紹中國的演出，我也拍了好多，人藝的話劇，兒童劇院的演出、京劇、舞蹈……拍樣板戲我到樣板團里去拍，拍他們練功，浩亮、劉長瑜、袁世海他們怎么開會研究唱腔。
還有很多底片不知道哪里去了，現在找不著了，很可惜。我要慢慢整理我經歷的、記錄的這些，通過圖片可以回想起當時的許許多多，讓人反思和回味。

口述/翁乃強
采訪/北京青年報 譚璐

中央美術學院藝訊網/編

來源：北青網-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