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以陜西潼關稅村隋廢太子、房陵王楊勇墓畫像石棺為研究對象，將其置于中古中國歷史發(fā)展脈絡和南北互動、中西交通的格局中，討論了石棺畫像的視覺傳統(tǒng)及其與宮廷匠作的關系。首先，作者追溯了圖像的視覺傳統(tǒng)，認為此傳統(tǒng)萌自東漢，臻于北魏，續(xù)于南北朝后期，沿革有緒，發(fā)展未曾斷裂，否認“復古”之說。其次，作者列舉了宇文愷、何稠、閻毗、黃亙、黃袞幾位隋廷技藝臣僚的匠作經(jīng)歷和成就，認為其中或有人參與楊勇墓的相關營造事務，進而推測閻毗詔領參與的可能性最大，且主導了石棺畫稿的創(chuàng)作和繪制。

關鍵詞?畫像石棺?視覺傳統(tǒng)?《洛神賦圖》?宮廷匠作?楊勇?閻毗

隋代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從開皇元年（581）立國至大業(yè)十四年（618），歷38年。其間，隋結束了3個多世紀的分裂狀況，重新統(tǒng)一了中國，并在政治、典章、禮儀制度建設上取得了開創(chuàng)性業(yè)績，大興城的營建和大運河的開鑿，更是中古中國城市史和交通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上述三項成就足以建立起人們對隋代歷史地位的認知，故史學界普遍認為隋代在中古中國歷史上占有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地位。隨著考古材料的日益豐富，近年對隋代墓葬制度及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的研究，亦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學者們就隋墓形制、陶俑、器物、壁畫、葬具面貌，及其與南北朝的關系和對唐代的影響等問題，展開了深一步的討論。綜合目前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可知，隋代墓葬物質文化和視覺文化未現(xiàn)鼎革之勢，其繼承整合性大于開創(chuàng)性。[1] 

一

2005年，陜西潼關稅村發(fā)現(xiàn)一座高等級隋墓，出土一具體量巨大、內(nèi)容豐富、雕刻精湛的畫像石棺。本文以該石棺為研究對象，將其置于中古中國歷史發(fā)展脈絡和南北互動、中西交通格局中，通過對其視覺傳統(tǒng)的追溯及與宮廷匠作關系的討論，藉以揭示隋代墓葬視覺文化的具體面貌和成就。

潼關稅村隋墓系長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龕的圓形單室磚券墓，平面呈“甲”字形，坐北朝南。由長斜坡墓道、7個過洞、6個天井、4個壁龕、磚券甬道和墓室組成，水平總長63.8米，墓底距地表深16.6米。該墓是迄今發(fā)掘的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隋代墓葬，遺憾的是，墓志被盜，主人身份不明。從墓葬地望、形制規(guī)模、墓道壁畫中的十八列戟圖、石葬具奢華程度以及人骨標本鑒定等方面綜合判斷，發(fā)掘者認為其當是仁壽末至大業(yè)初（604－606）下葬的廢太子、房陵王楊勇之墓[2]。近年，沈睿文通過對該墓形制、壁畫、隨葬品、葬具以及楊勇和楊廣政治立場的論述，進一步支持了發(fā)掘者的觀點[3]。認為墓葬是隋廢太子、房陵王楊勇墓的觀點，現(xiàn)已被學界廣泛認同。

〔圖一〕 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透視圖? 通高142厘米?通長290厘米?通寬136厘米? 陜西潼關稅村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 

該墓出土石棺為青色石灰?guī)r質地，由蓋板、頭擋、足擋、左板、右板和底板六塊青色石板構成，蓋呈拱形，前高后低，頭大尾小，為典型函匣式畫像石棺，棺表畫像采用陰線刻和減地平雕技法〔圖一〕。

〔圖二〕 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蓋線摹圖? 長291厘米? 前寬136厘米? 后寬114厘米? 陜西潼關稅村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

棺蓋四周雕刻纏枝忍冬紋和聯(lián)珠紋裝飾帶，主體圖案以聯(lián)珠紋作框、蓮花為節(jié)，分隔為多個連續(xù)六邊形龜甲圖案，共13行，每行6至7列，計84個單元，其中完整的六邊形單元60個，四周的24個單元為破六邊形。84個單元內(nèi)的主題紋飾有重復，包括寶瓶、摩尼珠、龍、虎、獅、牛、羊、翼馬、摩竭魚、綬帶鳥等各種奇禽異獸。蓋板四側線刻纏枝忍冬紋，前額正中刻一正視畏獸，后端正中刻一石榴花〔圖二〕。

〔圖三〕 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擋線摹圖? 頭擋高106厘米? 寬98厘米? 足擋高90厘米? 寬78.5厘米? 陜西潼關稅村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

棺頭擋正中刻一座門。門楣中部刻一畏獸頭，兩側各有一獸首鳥身神獸，門楣頂上正中刻彎月托日。門額刻纏枝寶相花紋，正中為一覆蓮座，座上置菱形摩尼寶珠。門楣和門額兩側各刻一條倒龍。門框刻纏枝忍冬紋，門框下各有蹲獅一只。門外兩側相對站立一執(zhí)刀門吏。門扉刻一喙銜寶珠朱雀。棺足擋線刻玄武和力士，周圍滿布流云紋，頂部為大朵如意云紋，底部為山石樹木〔圖三〕。

〔圖四〕 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雙側板線摹圖? 側板長270厘米? 前高90厘米? 后高76厘米? 陜西潼關稅村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

棺左板畫面為“仙人車駕出行”，四翼龍驂駕的輅車居中，車無轅和輪，方輿圓蓋，蓋頂置一麾，麾頂系幡，蓋飾交叉長綬帶。輿幫較高，飾龜背紋，幫側畫有羽翼。雙曲衡，衡端作鸞鳥銜鈴。車右斜插棨戟，韜以“亞”字形黻紋。車左斜注旂旗，十二條長旒隨風飄舉。輿中端坐一男子，頭戴“通天冠”，加博山，身穿廣袖袞服，袖見圓形“章”字紋，手捧笏板。輿左側見鯨、鯢各一。輅車前有導引，中有扈從，后有鼓吹。其中見17位男仙，有乘龍者，有乘鳳者，有乘鶴者，有徒步者，或持節(jié)，或執(zhí)凈瓶，或捧丹鼎，或捧熏爐，或持麈尾，或舉嘉禾，或持棨戟，或吹簫，或搖鈴。此外，畫面中還見有多個或擊鼓、或吹角、或奔走的畏獸以及出沒于云中的各種祥禽瑞獸。除頂邊外，另三邊刻纏枝忍冬紋邊框。棺右板畫面布局和內(nèi)容與左板相仿，亦為“仙人車駕出行”，中部為四翼虎驂駕的輅車，形制與棺左板輅車相同，一位貴婦端坐輿中，頭梳高髻，戴華麗頭飾。輿右側見鯨、鯢各一。輅車前有導引，中有扈從，后有鼓吹女仙12人，其乘駕和手中所持器具與左棺板男仙類似。此外，亦如左棺板，畫面中還出現(xiàn)多個或擊鼓、或吹角、或擎石、或奔走的畏獸以及出沒于云中的各種祥禽瑞獸。除頂邊外，另三邊刻纏枝忍冬紋邊框〔圖四〕。

棺底板四側面以聯(lián)珠紋裝帶分作23個長方形格，除足端正中為摩尼寶珠外，其余格內(nèi)皆為龍、鳳、麒麟、馬、虎、羊等各種珍禽瑞獸，空隙處填飾流云或山巒。

就該石棺的專題討論目前見有劉呆運、李明、邵小莉、楊效俊等學者的論文。發(fā)掘者劉呆運和李明在《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線刻石棺》一文中對石棺結構和雕刻技法作了簡要介紹，并就畫像內(nèi)容進行了詳細描述，初步梳理了其創(chuàng)作淵源和藝術傳統(tǒng)[4]。在此基礎上，李明在另文《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石棺圖像試讀》中，就石棺畫像的源流、內(nèi)涵、功能做了進一步分析和釋讀[5]。邵小莉《隋唐墓葬藝術淵源新探——以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為中心》一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通過對包括石棺在內(nèi)的稅村隋墓的整體研究，再度追溯了隋唐墓葬藝術的淵源[6]。楊效俊《潼關稅村隋墓石棺與隋代的正統(tǒng)建設》一文，通過對石棺圖像的解讀，重點討論了中古墓葬藝術的“復古”現(xiàn)象與隋初官方正統(tǒng)文化建設背景之關系[7]。上述學者對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的淵源傳統(tǒng)、畫像內(nèi)容、思想性皆作了初步探討，對其藝術成就予以高度肯定。然而，就該棺具體圖像的釋讀和考證，仍有待繼續(xù)深入，研究者對其藝術淵源和傳統(tǒng)雖有梳理，但欠詳實。此外，尚存未及之問題。該棺畫像豐富而復雜，就具體圖像，筆者無力逐一考證，在此僅就學者以往關注的視覺傳統(tǒng)再作探討，并就學界尚未觸及的石棺畫像與隋代宮廷匠作的關系試作推測。

二

談及該畫像石棺的淵源和傳統(tǒng)，最早可追溯至東漢，以四川蘆山建安十六年（211）王暉墓石棺為典型，其圖像傳統(tǒng)在北魏發(fā)展成熟，經(jīng)北周延續(xù)至隋，常見于高等級貴族墓葬。劉呆運、李明曾記：“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石棺繼承了北魏——北周石棺的形制，其畫像系統(tǒng)亦從北魏、北周發(fā)展而來。其畫像從形式上來說，體現(xiàn)了北魏以來的傳統(tǒng)美術風格?！盵8]此說是矣。然而李明卻又于另文說：“稅村隋墓石棺線刻畫中出現(xiàn)的形象，只有繼承，沒有創(chuàng)新。一言以蔽之，就是徹頭徹尾的‘復古’?！薄耙远惔逅迥故诪榇淼乃宕伞祝òㄋ謇詈褪祝┑某霈F(xiàn)，可以說是一種‘復古’現(xiàn)象。自北魏滅亡到隋初，消失了半個、甚至可能是一個世紀的‘升仙題材’的石質葬具又重新出現(xiàn)在統(tǒng)治階級墓葬中?！盵9]文中反復強調(diào)“復古”。楊效俊也認為石棺是中古“制度復古”浪潮尾聲中最典型的一個藝術例證，在相關論文中屢言“回歸漢魏古風”“復古”[10]。

何謂“復古”？李零、巫鴻等學者皆有討論[11]。李零所言最明了，即“失而復得，斷而復續(xù)”“是中斷后的再復興”[12]。筆者亦認為“復古”是對中斷了的古代某種事物，如制度、禮儀、習俗以及器物、圖像樣式或風格等的復歸，如王莽改制復的是周公之禮，北宋“復古”思潮也是上追三代，其不論在觀念層面，還是實踐層面，皆存在歷史斷裂。而本文討論的畫像石棺萌自東漢，經(jīng)北魏、北周，沿襲至隋，其傳統(tǒng)從未有過斷裂，何談“復古”。李明所說“復古”亦非漢魏之古，而是北魏、東晉之古，其理據(jù)之一是該棺畫像內(nèi)容與北魏洛陽時代“升仙石棺”非常類似，并斷言其粉本直接承自北魏。理據(jù)之二是畫像中的一些細節(jié)，如輅車、鯨、鯢完全符合曹植《洛神賦》的描述，且與傳為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高度吻合。

〔圖五〕 洛陽北魏畫像石棺雙側板? 6世紀早期? 長224厘米? 通高68厘米? 河南洛陽上窯村出土? 洛陽博物館藏

〔圖六：1〕 曹連墓畫像石棺擋線摹圖? 北魏永安元年（528） ?頭擋高61.5厘米? 寬72厘米? 足擋高57.3厘米? 寬40厘米? 河南洛陽北魏涼州刺史曹連墓出土?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北魏曹連石棺墓》，科學出版社，2019年

〔圖六：2〕 曹連墓畫像石棺雙側板線摹圖? 北魏永安元年（528）? 長210厘米? 前高57厘米? 后高48厘米 ?河南洛陽北魏涼州刺史曹連墓出土?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洛陽北魏曹連石棺墓》

〔圖七〕 洛陽北魏畫像石棺蓋殘塊拓片? 河南洛陽出土

首先，從表面現(xiàn)象看，說稅村隋墓石棺復北魏之古，尚可理解。因為其豐富的內(nèi)容、繁復的畫面與河南洛陽上窯村出土北魏升仙石棺、開封博物館藏北魏升仙石棺，尤其是近年洛陽新出土的北魏永安元年（528）涼州刺史曹連墓升仙石棺畫像頗多相似，兩側棺板皆為男女仙者御龍駕虎升仙圖。上窯村畫像石棺棺蓋內(nèi)繪日、月。頭擋刻門、門吏，門上方正中刻摩尼寶珠，兩側刻朱雀。足擋為補配，刻孝子圖。左右棺板分別刻男女仙人馭龍、駕虎升仙圖，前有仙人引導，后有鼓吹伎樂和乘鳳仙人扈從，兩端刻山林樹木、鳥獸、流云。棺底板兩側分格刻多個神禽異獸[13]〔圖五〕。曹連墓石棺蓋表面和內(nèi)面均為素面，四側面刻忍冬紋，前端中央刻覆蓮火焰寶珠。頭擋刻門，兩側分立拄劍門吏，門額中央刻畏獸，兩側分列朱雀，門下刻火焰寶珠和忍冬紋。足擋刻武士御玄武。兩側棺板分別刻男女仙者馭龍、駕虎升仙圖和孝子故事，龍、虎前皆有仙人引導，后有乘龍或乘鳳的仙人扈從，升仙隊伍中還見數(shù)個畏獸，畫面空隙處布滿流云紋，前后兩端刻山石樹木。棺底四側分格刻28個神禽瑞獸和一枚個火焰寶珠[14]〔圖六〕。此外，北魏洛陽時代的畫像石棺還見有聯(lián)珠龜背神禽異獸圖案，以及手捧日月的陰陽神[15]〔圖七〕。

〔圖八：1〕 郭生墓畫像石棺蓋線摹圖  北周建德五年（576）? 長210厘米? 前寬125? 后寬95厘米 ?陜西咸陽北周武功郡守郭生墓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發(fā)掘簡報》，《文博》2009年第5期

〔圖八：2〕郭生墓畫像石棺擋線摹圖    北周建德五年（576）? 頭擋高69厘米? 寬70厘米? 足擋高55? 寬50厘米 ?陜西咸陽北周武功郡守郭生墓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北周郭生墓發(fā)掘簡報》

〔圖八：3〕郭生墓畫像石棺雙側板線摹圖     北周建德五年（576）? 長215厘米? 前高52厘米? 后高39厘米 ?陜西咸陽北周武功郡守郭生墓出土?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采自《北周郭生墓發(fā)掘簡報》

再看稍后出現(xiàn)的幾具北周畫像石棺，如陜西西安北周保定四年（564）邯州刺史李誕墓石棺、西安建德元年（572）鎮(zhèn)遠將軍張政墓石棺、咸陽建德元年恒州刺史匹婁歡墓石棺、咸陽建德五年（576）武功郡守郭生墓石棺。其畫像主體亦為四神和陰陽神，只是兩側棺板僅見龍虎，不見駕馭者，畫面也沒有那么繁復復雜。李誕墓石棺棺蓋表面刻手舉日月的人首龍身狀陰陽神，頭擋刻門、門吏和朱雀，兩側棺板左青龍、右白虎，足擋刻玄武與武士[16]。匹婁歡墓石棺棺蓋表面刻手舉日月的人首龍身狀陰陽神，一側棺板刻白虎，前有畏獸，后有駕云的異獸。另一側棺板、頭擋、足擋畫像不詳，推測為青龍、門和朱雀、玄武等[17]。張政墓石棺棺蓋陰線刻四朵蓮花及一畏獸頭，頭擋刻朱雀，足擋刻玄武，左棺板刻青龍，右側棺板刻白虎[18]。郭生墓石棺棺蓋表面刻手舉日月的人首和獸首鳥身狀陰陽神（與中古墓葬中流行的萬歲、千秋造型類似，或受其影響）、星象、云氣。頭擋刻門和門吏、朱雀、山石樹木。足擋刻玄武、摩尼寶珠、山石樹木。兩側棺板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周圍填飾云氣紋，前端還刻有山石樹木。棺蓋四側面、兩側板前后立沿、底板兩側面和后端刻忍冬紋裝飾帶，底板前端刻六位伎樂人物[19]〔圖八〕。

〔圖九：1〕 李和墓畫像石棺蓋拓片? 隋開皇二年（582）? 長250厘米? 前寬100厘米? 后寬79厘米? 陜西三原縣雙盛村李和墓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九：2〕 李和墓畫像石棺擋拓片? 隋開皇二年（582）? 頭擋高84厘米? 寬74厘米? 足擋高70厘米? 寬51厘米? 陜西三原縣雙盛村李和墓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九：3〕 李和墓畫像石棺雙側板拓片? 隋開皇二年（582）? 長230厘米? 前高72厘米? 后高61厘米 ?陜西三原縣雙盛村李和墓出土?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1964年，陜西三原隋開皇二年（582）德廣肅公李和墓亦出土一具畫像石棺，該墓等級較高，墓主人為正一品官階。石棺棺蓋頂面刻星象、陰陽主神，并裝飾多個聯(lián)珠禽獸圖案，見象、虎、馬、雞等。頭擋刻門、門吏、朱雀，足擋刻玄武，兩側棺板分別刻駕青龍和馭白虎的仙人以及儀衛(wèi)[20]。其畫像內(nèi)容與上述北魏、北周石棺有所不同，但總體格局變化不大〔圖九〕。

上述北魏、北周、隋石棺畫像，僅就畫面的簡單和復雜而割裂之，視其為非延性續(xù)傳統(tǒng)肯定不妥。北魏洛陽時代很多石棺兩側棺板也僅刻畫龍虎，并沒有仙人駕馭，且從未見有龍和虎驂駕的云車升仙場景。棺蓋刻星象、陰陽神，頭擋刻門、門吏、朱雀，足擋刻武士御玄武，兩側棺板分別刻龍虎，皆為北朝畫像石棺的主流圖像和布局結構?？梢?，北魏、北周、隋乃一脈相承。

〔圖十〕 鎏金銅鞍具? 前燕（337-370） ?高32.5厘米? 寬45厘米? 遼寧朝陽十二臺子墓地出土? 遼寧省考古研究所藏

〔圖十一〕 刺繡? 北魏? 高13厘米? 殘寬62厘米? 甘肅敦煌莫高窟125-126窟前出土? 敦煌研究院藏

〔圖十二〕 固原北魏畫像漆棺殘片? 寧夏固原雷祖廟北魏墓出土? 固原博物館藏

〔圖十三〕 洛陽北魏畫像石棺擋? 河南洛陽出土

〔圖十四〕 翟育墓畫像石墓門 東魏武定元年（543）翟育墓出土 ? 采自趙超：《介紹胡客翟門生墓門志銘及石屏風》， 載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科學出版社，2016年

稅村隋墓石棺棺蓋布滿聯(lián)珠龜背圖案，內(nèi)刻各種奇禽異獸、蓮花瑞草。類似圖案最早見于前燕（337－370），遼寧朝陽十二臺子和北票西溝村前燕墓出土的鎏金鏤空銅鞍具上即有表現(xiàn)[21]〔圖十〕。這種六邊形裝飾或聯(lián)珠龜背圖案后續(xù)見于云岡9、10窟石刻裝飾、敦煌莫高窟248、259窟彩繪裝飾、莫高窟125－126窟前出土的北魏刺繡[22]〔圖十一〕、大同南郊軸承廠出土的北魏鎏金鏤空銅牌飾[23]以及寧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24]〔圖十二〕和洛陽出土的北魏石棺上[25]〔圖十三〕，說明這是北魏非常流行的一種裝飾圖案，學者多認為其源頭可追溯至西亞薩珊波斯藝術。上述六邊形聯(lián)珠龜背禽獸花草圖案在北朝后期墓葬石刻畫像中仍可見之，現(xiàn)存東魏武定元年（543）胡客翟育（字門生）墓門滿刻聯(lián)珠龜背圖案，內(nèi)飾武士、畏獸、蓮花以及各種奇禽異獸[26]〔圖十四〕。

〔圖十五〕 山西忻州九原崗墓墓道壁畫? 東魏－北齊? 山西忻州九原崗墓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

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西魏、東魏和北齊的畫像石棺，上述幾具北周畫像石棺雕刻內(nèi)容確實比北魏石棺簡單，棺兩側板未見馭龍、駕虎的男女仙人。但仙人馭龍、駕虎或駕鶴這種升仙圖式在北朝后期墓葬中并未消失，類似圖式在山西忻州九原崗東魏－北齊壁畫墓中可見。該墓墓道上層繪大幅升仙圖，兩壁分別見有乘龍男仙和駕鶴女仙，手持麈尾或乘魚、或騎獸、或奔走的仙人扈從以及散布于流云中的畏獸、翼馬、鳥、牛、獅子等各種奇禽神獸[27]〔圖十五〕?？梢姡墒觳l(fā)達于北魏洛陽時代的升仙圖畫稿或粉本在北朝后期仍然流傳，其視覺傳統(tǒng)沿革有緒，綿延不絕，亦說明稅村隋墓石棺畫像并非“復古”。

〔圖十六〕 傳東晉顧愷之 《洛神賦圖》 （局部）? 宋摹本? 遼寧省博物館藏

〔圖十七〕 傳東晉顧愷之 《洛神賦圖》 （局部）? 宋摹本? 故宮博物院藏

其次，再看潼關稅村隋墓石棺畫像中的輅車、鯨、鯢與曹植《洛神賦》描述以及傳為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的關系。《洛神賦》中有一段描述：“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云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wèi)?！盵28]稅村墓石棺兩側板相關圖像確與《洛神賦》上述描述吻合。結合曹植相關詩賦看，其或存早期“游仙”主題之意象[29]，同時開啟了六朝“遇仙”傳奇故事之先河[30]。再說《洛神賦圖》，圖中云車造型華麗，輿箱前后敞開，沒有車輪，車頂豎有華蓋，車后插有九旒之旗。云車由六龍驂駕，近側有鯨、鯢，后隨二獸〔圖十六，圖十七〕，稍遠處還有屏翳（造型為中古藝術中常見之畏獸）。關于此畫的時代和作者，學界多有討論，就現(xiàn)存遼寧省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本，學界基本肯定為宋摹本。老一輩學者唐蘭、金維諾等人認為原本作者應為東晉顧愷之，或代表了顧愷之及其那個時代的藝術水平[31]。時至今日，這種觀點依然是美術史敘述中的知識。早期畫史中的確出現(xiàn)過《洛神賦圖》畫目，但與顧愷之無關，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五記載，晉明帝司馬紹畫過《洛神賦圖》[32]，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記載，隋官本存晉明帝畫《洛神賦圖》[33]，由此可見，上述知識無任何文獻依據(jù)和支持。

多年前沈從文曾就此知識提出質疑，他說：“傳世有名的《洛神賦圖》，全中國教美術史的、寫美術史的，都人云亦云，以為是東晉顧愷之作品，從沒有人敢于懷疑。其實若果其中有個人肯學學服裝，有點歷史常識，一看曹植身邊侍從穿戴，全是北朝時人制度；兩個船夫，也是北朝時勞動人民穿著；二駙馬騎士，戴典型北朝漆紗籠冠。那個洛神雙鬟髻，則史志上經(jīng)常提起出于東晉末年，盛行于齊梁。到唐代，則繪龍女、天女還使用。從這些物證一加核對，則洛神賦圖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筆，比顧愷之晚許多年，哪宜舉例為顧的代表？”[34]

20世紀以來，有學者就此知識提出進一步挑戰(zhàn)。尹吉男認為，把《洛神賦圖》冠于顧愷之名下，最早見于南宋王銼《雪溪集》。若依據(jù)古史辨派的邏輯，就足以瓦解由畫作所建構的現(xiàn)在的顧愷之概念?！敖裉爝@個統(tǒng)一的顧愷之是由三個文本的‘顧愷之’和三個卷軸畫的‘顧愷之’在歷史過程中合成的結果。在明代后期，鑒藏家們完成了這個合成工作，有力地構筑了當時乃至今天的六朝繪畫的‘知識’。實際上，這個被合成的‘顧愷之’并不存在于東晉，而是存在于東晉以后的歷史過程中。”[35]石守謙也表達了類似觀點，認為顧愷之作為《洛神賦》創(chuàng)圖者之說，真實性相當脆弱，是不可貿(mào)然輕信的傳說。他說：“《洛神賦圖》在形成‘傳統(tǒng)’的發(fā)展過程中，雖然也攀附上大師顧愷之的名號，但‘顧愷之’在其整個實際傳遞的演變中，卻沒有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相較之下，對于過去朦朧源頭的想象，以及一連串的詮釋與再詮釋，才是發(fā)展所賴的主力。這是‘主題傳統(tǒng)’的典型結構?！盵36]上述兩位學者均從知識生成角度否定了《洛神賦圖》與東晉顧愷之的關聯(lián)。

韋正則依據(jù)考古材料，通過江蘇四座竹林七賢壁畫墓、常州戚家村墓、河南鄧縣學莊畫像磚墓、山東臨朐崔芬墓、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洛陽北魏石刻線畫等，與現(xiàn)存《洛神賦圖》比照，認為有頗多相似之處，如女性的雙環(huán)髻、樹木、雉尾扇、華蓋與傘蓋、籠冠、束膝的褲褶、人字形叉手、座榻，指出以上八點均將傳顧愷之《洛神賦圖》的時代指向南朝而不是東晉。此外，他還把《洛神賦圖》與江西南昌東晉雷氏家族墓漆畫和其他東晉墓出土陶俑作了比較，認為也存在較大差異。總結認為，言傳顧愷之《洛神賦圖》誕生于東晉，在邏輯上和考古材料上都得不到支持[37]。

陳葆真把遼博本《洛神賦圖》中的云車出行與敦煌莫高窟西魏249窟、北周296窟以及隋305窟、423窟、419窟壁畫天人出行圖進行了詳細比較，認為遼博本《洛神賦圖》中的云車造型，包括開敞的車箱、羽翮裝飾的車輪擋板、圓頂華蓋、九斿之旗以及駕車的六龍和鯨、鯢等圖像，與隋419窟壁畫天人出行圖最接近，419窟被斷為589－613年，故推斷遼博本《洛神賦圖》的祖本應略早于隋，可能出自南陳，年代約在560－580年間。陳氏另據(jù)清宮藏傳為《李公麟臨洛神賦圖》卷末署名和紀年，進而推測遼博本《洛神賦圖》祖本極可能繪于陳文帝天嘉二年（561），580年隋滅陳后歸入隋宮廷收藏，其或許就是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中冠于晉明帝名下的隋官本《洛神賦圖》[38]。

〔圖十八〕 敦煌莫高窟西魏249窟天人出行

〔圖十九〕 敦煌莫高窟北周296窟天人出行

〔圖二十〕 敦煌莫高窟隋419窟天人出行

〔圖二十一〕 云車出行? 唐貞觀十七年（643）? 陜西禮泉唐長樂公主墓出土 ?昭陵博物館藏

上述從沈從文到陳葆真幾位學者皆否認《洛神賦圖》為東晉作品，并切斷了其與顧愷之的關聯(lián)，韋正、陳葆真更是直指現(xiàn)存《洛神賦圖》祖本創(chuàng)于南朝。那么也就是說，稱潼關稅村墓畫像石棺云車出行圖像直追東晉，言其“復古”，依據(jù)材料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再者，從敦煌莫高窟類似圖像看，歷西魏〔圖十八〕、北周〔圖十九〕、隋〔圖二十〕，局部雖有變化，但基本圖式穩(wěn)定，說明其中具有一種延續(xù)性傳統(tǒng)。筆者認同陳葆真的分析，即現(xiàn)存《洛神賦圖》祖本成于南朝，但其圖式很可能受到晉明帝司馬紹所繪《東王公與西王母圖》的影響，可視為“六朝模式”。而源自江左的這種圖式很早就傳入北方，經(jīng)歷了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39]。類似圖像一直延續(xù)到初唐，貞觀十七年（643）長樂公主李麗質墓墓道兩壁尚見之[40]〔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摩竭紋八曲銀盤? 約5世紀? 高4.5厘米? 口徑14.5×23.8厘米? 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平城遺址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圖二十三〕 磨花玻璃杯? 5世紀? 高6.5厘米? 口徑8.5厘米? 江蘇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 墓出土? 鎮(zhèn)江市博物館藏

〔圖二十四〕 鎏金銀盅? 6世紀? 高8.3厘米? 口徑8厘米? 廣東遂溪南朝后期窖藏出土? 遂溪市博物館藏

〔圖二十五〕 絲綢織錦殘片  7世紀  埃及Antinoe出土  法國里昂織物歷史博物館藏

〔圖二十六〕 鎏金銀盤   6-7世紀?徑27.4厘米?巴基斯坦或阿富汗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

綜上所述，不論是畫像石棺本身還是相關圖式，皆存在一個發(fā)展演變的脈絡，其連續(xù)性是顯而易見的，圖像傳統(tǒng)從未發(fā)生斷裂。上述畫像石棺的核心價值是建立在本土陰陽五行思想和神仙道教信仰基礎上的，陰陽神、四神、升仙等圖像始終占據(jù)主導地位。但在其發(fā)展過程中也不斷融入域外佛教和祆教圖像元素，如蓮花、摩尼珠、寶瓶、忍冬、摩竭魚[41]〔圖二十二〕、 畏獸、綬帶鳥、六邊形裝飾圖案[42]〔圖二十三〕、聯(lián)珠龜背神禽異獸圖案[43]〔圖二十四〕、聯(lián)珠圓圈神禽異獸圖案〔圖二十五〕、彎月托日圖像〔圖二十六〕等，都來自中亞、西亞。這些外來圖像元素的融入，極大拓展了人們對死后歸宿的想象，豐富了中古中國人的思想與信仰世界。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正是在繼承和沿襲傳統(tǒng)的基礎上，整合不同視覺資源，兼容并蓄而成就的。

三

談完稅村隋墓畫像石棺的視覺傳統(tǒng)，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其與隋宮廷匠作的關系。隋立國后，為適應新的統(tǒng)一帝國的秩序，除革新政治、經(jīng)濟、法律制度外，還依前朝故事，大興土木，營建新都，開鑿運河，盛修儀仗，并就輿服、山陵等禮儀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損益改創(chuàng)。在此過程中許多當朝重要臣僚參與其中，如高熲、楊素、楊達、宇文愷、牛弘、虞世基、許善心、賀婁子幹、劉龍、閻毗、何稠、高龍叉、云定興、黃亙、黃袞等[44]。這些臣僚中不乏主掌或供職宮廷匠作機構并以自身技藝顯達者，如宇文愷、閻毗、何稠、黃亙、黃袞。除上述名家外，隋宮廷將作監(jiān)沿用有大量北周宮廷匠師，并接納了部分來自南陳宮廷的匠師，或還網(wǎng)羅了流散各地的一些北齊宮廷匠師，包括入華外籍宮廷匠師，從而形成一支龐大且實力雄厚的匠作隊伍，而正是有這樣一個群體，才使隋在短短幾十年內(nèi)于城市、宮殿、輿服、器物等物質文化領域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基于學界共識，即潼關稅村隋墓為仁壽末至大業(yè)初（604－606）下葬的廢太子、房陵王楊勇墓，那么該墓的營建當是由皇家主導，并由宮廷相關匠署實施。墓中石棺體量巨大，圖像豐富，雕工精湛，必出自宮廷將作監(jiān)，當朝名匠或參與創(chuàng)繪制作，其中很可能包括如宇文愷、閻毗、何稠、黃亙、黃袞等人，這幾位技藝顯達者，于《隋書》《北史》中皆設傳，亦見相關文獻記載。

宇文愷，字安樂，見《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附宇文愷傳》。他在周以功臣子，七歲封安平郡公，少好學，博覽群籍，多伎藝，有巧思。入隋，高祖詔愷領營新都副監(jiān)，高熲總大綱，凡所規(guī)畫，皆出于愷。其主持造仁壽宮，曾檢校將作大匠，拜仁壽宮監(jiān)，授儀同三司，續(xù)任將作少監(jiān)。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負責營山陵事。煬帝即位，以愷為營東都副監(jiān)，后遷將作大匠，總領東都營建，制度窮極壯麗，由此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煬帝北巡，命愷造觀風行殿，離合為之，推移倏忽，有若神工，令戎狄驚駭。此外，愷還繪有明堂圖樣[45]。

何稠，字桂林，見《隋書·何稠傳》《北史·何稠傳》。稠為國子祭酒妥之兄子，父通，善琢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曾兼掌周廷細作暑。開皇初授都督，遷御府監(jiān)，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高祖命稠復造，既成且超越之。時中國久絕琉璃，稠以綠瓷仿之，與真不異。仁壽初文獻皇后崩，其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大業(yè)初，煬帝將幸揚州，令稠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稠即營黃麾數(shù)萬人仗以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如期送達。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chuàng)，后兼領少府監(jiān)，官至工部尚書[46] 。另據(jù)《北史·何妥傳》記載可知，何稠為西域胡人后裔[47]。

《隋書·何稠傳附黃亙、黃袞傳》、《北史·何稠傳附黃亙、黃袞傳》記載，大業(yè)時，有黃亙、黃袞兄弟二人，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chuàng)多務，兩人每參典其事。凡有創(chuàng)務，何稠先令兩人立樣，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亙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48]。

閻毗，見《隋書·閻毗傳》《北史·閻慶傳附閻毗傳》和《歷代名畫記》。綜合可知，毗為榆林盛樂人，周上柱國慶之子，七歲襲爵石?？h公。成年頗好經(jīng)史，能書善畫，尚周清都公主，拜儀同三司。入隋，毗以技藝侍東宮，尋拜車騎，宿衛(wèi)東宮。及太子廢，毗坐杖且俱家沒為官奴，后放免為民。煬帝即位，詔典其職，令修輦輅，多所損益。與宇文愷參詳故實，并推巧思。官至朝散大夫、殿內(nèi)少監(jiān)、匠作少監(jiān)[49]。另據(jù)《周書·閻慶傳》《北史·閻慶傳》和《周書·晉蕩公護傳》可知，毗父慶之姑乃宇文護之母，而護為胡人[50]，故陳寅恪推測“宇文護既以薩保為名，則其母閻氏或與火祆教有關，而閻氏家世殆出于西域”[51]。由此再推，閻毗可能是中亞粟特人后裔。

潼關稅村隋墓主人楊勇雖為廢太子，但墓葬規(guī)制極高，超乎尋常。煬帝予兄以殊禮，乃出于政局考量，是為政治策略，意在掩飾弒兄之孽，并向世人傳達寬仁之懷。由此推知，營建楊勇墓乃朝廷重大事務，必落實到宮廷匠署。上述幾位當朝名匠都曾主掌或供職于將作監(jiān)，不排除其中有人參與營造事務。宇文愷、何稠、黃亙、黃袞是否參與，尚無具體線索可循，而閻毗詔領參與的可能性很大。

首先，閻毗是隋廷重要技藝臣僚，主持或參與輦輅、軍器等多項皇家重大創(chuàng)務，葆有豐富的匠作經(jīng)驗且成就卓著，深得帝王賞識。其次，《隋書·閻毗傳》稱毗“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52]?！稓v代名畫記》亦言毗“工篆、隸，善丹青，當時號為臻絕”[53]?？芍惻詴嬄劽敵?，是著名宮廷畫家。再者，據(jù)《隋書·閻毗傳》記載：“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shù)以雕麗之物取悅于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于上。尋拜車騎，宿衛(wèi)東宮。??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為?！盵54]《歷代名畫記》亦云：“隋帝愛其才藝，令侍東宮。數(shù)以雕麗之物，取悅于皇太子。”[55]可知，閻毗侍東宮多年，最了解太子楊勇，兩人關系甚為親密，感情非同一般。如此，煬帝詔命閻毗主持楊勇墓營造事務的可能性最大，這種安排于情于理都說得過去。

若上述推測在理，具體到楊勇墓石棺，其畫稿很可能是閻毗主導下由宮廷畫師繪制而成。閻毗學藝兼?zhèn)?，作為宮廷技藝臣僚和著名畫家，曾主持參與了多項朝廷重大禮儀制度建設，包括輦輅改創(chuàng)[56]，其不僅諳熟傳統(tǒng)文化，且掌握大量宮廷藝術資源。筆者曾于另文討論過北魏畫像石棺的視覺資源，發(fā)現(xiàn)宮廷匠署內(nèi)的粉本、畫稿等資源存在互通共享現(xiàn)象，出自東園的畫像石棺不僅吸納了佛教石窟中的相關圖像和紋樣，同時還挪用了皇家輿輦圖像[57]。楊勇墓畫像石棺畫稿的創(chuàng)繪或許亦然，其既參照了宮廷匠署中傳承下來的前代石棺畫像粉本，同時抑或借鑒了前代和當朝皇家輦輅車輿裝飾[58]及佛教藝術資源。此外，隋李和墓石棺和楊勇墓石棺與北魏、北周中土貴族官僚畫像石棺相比，最突出的表現(xiàn)是域外裝飾因素明顯加大，李和墓棺蓋裝飾有大量聯(lián)珠圓圈神禽異獸圖案，楊勇墓棺蓋滿布聯(lián)珠龜背神禽異獸圖案，且頭擋門楣頂端正中刻彎月托日圖像，這些都是典型的薩珊波斯裝飾。采用之或與主創(chuàng)者的文化傾向、藝術視野和審美好尚有一定關系，上述閻毗、何稠祖上皆為中亞胡人，閻毗乃粟特人后裔。再者，閻毗有機會飽覽宮廷書畫珍藏，很可能親眼見過得自南朝陳的隋官本《洛神賦圖》，楊勇墓石棺畫像云車升仙場景何以與《洛神賦圖》中云車出行畫面高度相似，由此或可明之。

潼關稅村隋墓畫像石棺整合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視覺資源，其豐富的圖像紋樣、完美的視覺畫面、精湛的雕刻技藝，把萌于漢，臻于北魏，續(xù)于北周的融本土思想和外來信仰及其圖像紋樣于一體的畫像石棺推向了極致，可謂集大成者?！盎巴踔烧?，成一代之文物”是對隋宮廷技藝臣僚何稠、閻毗匠作成就的高度評價[59]，而這一評價在廢太子楊勇墓畫像石棺上得到了具體而充分的體現(xiàn)。其既是中古同類畫像石棺的收關之作，也是登峰造極之作，此后再未見有超越者。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譚浩源）

原文刊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2期，經(jīng)授權轉載

[1]*?本文為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自主項目課題“漢唐視覺文化研究”成果。

[2]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5期，頁4－31；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個別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該墓是隋觀德王楊雄墓。張應橋：《〈楊雄墓志〉與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華夏文明》2018年第2期，頁28－32。筆者征詢發(fā)掘者李明意見，其認為此說不足為信，理由是發(fā)掘現(xiàn)場僅見一具人骨，而相關墓志記載，楊雄墓為一夫二妻三人合葬墓。

[3]   沈睿文：《廢太子勇與圓形墓——如何理解考古學中的非地方性知識》，《唐宋歷史評論》第一輯，頁35－5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4]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線刻石棺》，《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3期，頁33－47。

[5]   李明：《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石棺圖像試讀》，《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3期，頁48－52。

[6]   邵小莉：《隋唐墓葬藝術淵源新探——以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為中心》，《文藝研究》2011年第1期，頁108－114。

[7]   楊效俊：《潼關稅村隋墓石棺與隋代的正統(tǒng)建設》，載《唐史論叢》第二十三輯，頁189－203，三秦出版社，2016年。作者在另文中也談及該棺，并表達了相同觀點。楊效?。骸吨泄拍乖嶂械膹凸努F(xiàn)象研究》，《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23輯，頁62－77，三秦出版社，2016年。

[8]   前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線刻石棺》，頁47。

[9]   前揭李明《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石棺圖像試讀》，頁48、51。

[10]   漢魏言漢和曹魏，而楊文中時指漢和曹魏，時指漢至北魏，概念混亂。如其在《潼關稅村隋墓石棺與隋代的正統(tǒng)建設》第196頁說該石棺“一反西魏－北周石棺的簡練風格，回歸精致繁復的漢魏古風。??兩側幫的升仙圖像都是具有漢魏傳統(tǒng)的圖像，直接繼承自北魏－北齊墓葬美術”?！吨泄拍乖嶂械膹凸努F(xiàn)象研究》第67頁亦見同樣表述。

[11]   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fā)現(xiàn)和復古藝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美］巫鴻：《中國藝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復古”模式》，載氏著《殘碑何在——巫鴻美術史文集》卷五，頁211－2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12]   前揭李零《鑠古鑄今——考古發(fā)現(xiàn)和復古藝術》，頁8、9。

[13]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畫像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頁229－241。

[14]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北魏曹連石棺墓》，科學出版社，2019年。

[15]   黃明蘭：《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頁41－45、頁54－57、頁59，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

[16]   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誕墓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西部考古》第一輯，頁391－400，三秦出版社，2006年。

[17]   武伯綸：《西安碑林述略——為碑林拓片在日本展出而作》，《文物》1965年第9期，頁14，圖二、圖版二。

[18]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fā)掘收獲》，《中國文物報》2013年8月2日第8版。

[19]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郭生墓發(fā)掘簡報》，《文博》2009年第5期，頁3－9。

[20]   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陜西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第1期，頁27－33。

[21]   田立坤、李智：《朝陽發(fā)現(xiàn)的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1994年第11期，頁20－32。田立坤認為三燕文化中的多方連續(xù)龜背紋樣很可能與西方的影響有關。田立坤：《步搖考》，載張慶捷等主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頁63－64，科學出版社，2006年。

[22]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fā)現(xiàn)的北魏刺繡》，《文物》1972年第2期，頁54－60。

[23]   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南郊出土北魏鎏金銅器》，《考古》1983年第11期，頁998。

[24]   固原縣文物工作站：《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第6期，頁49，圖見頁55－56；韓孔樂、羅豐：《固原北魏墓漆棺的發(fā)現(xiàn)》，《美術研究》1984年第2期，頁6。 

[25]   前揭黃明蘭《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頁44。

[26]   趙超：《介紹胡客翟門生墓門志銘及石屏風》，載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fā)現(xiàn)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頁673－684，科學出版社，2016年。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處：《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考古》2015年第7期，頁51－74。

[28] （南朝·梁）蕭統(tǒng)：《文選》第二冊，頁899－90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29] （魏）曹植：《飛龍篇》《升天行》《五游詠》《遠游篇》《仙人篇》《游仙詩》，逯欽立輯?！断惹貪h魏晉南北朝詩》上冊，頁421－456，中華書局，1983年。

[30]   傳（東晉）陶潛：《搜神后記》卷一講述有會稽剡縣人袁相、根碩二人于山中遇二仙女的傳奇故事。（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也見類似故事，說漢時太山人黃原山中遇仙女，相歡相愛，相思相念，終因人神異道，而后會無期。載《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442－443、6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1]     唐蘭：《試論顧愷之的繪畫》，《文物》1961年第6期，頁7；金維諾：《顧愷之的藝術成就》，《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6期，頁20。

[32]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頁107，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年。

[33] （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載于安瀾編《畫品叢書》頁30，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

[34]   沈從文：《我為什么始終離不開歷史博物館》，載氏著《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文物與藝術研究文集》頁34－35，外文出版社，1994年。

[35]    尹吉男：《明代后期鑒藏家關于六朝繪畫知識的生成與作用——以“顧愷之”的概念為線索》，《文物》2002年第7期，頁87、92。

[36]   石守謙：《洛神賦圖：一個傳統(tǒng)的形塑與發(fā)展》，《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3期，2007年，頁70。

[37]   韋正：《從考古材料看傳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創(chuàng)作時代》，《藝術史研究》第七輯，頁269－279，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

[38]   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頁126－135，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

[39]   前揭陳葆真《〈洛神賦圖〉與中國古代故事畫》，頁129－135。

[40]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頁10－30，圖版四。

[41]   關于大同北魏墓出土摩竭紋八曲銀盤，見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頁152，文物出版社，1973年。宿白認為其當來自西亞、中亞，埋葬時間約在5世紀末6世紀初。宿白：《中國境內(nèi)發(fā)現(xiàn)的中亞與西亞遺物》，氏著《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頁234，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夏鼐認為其似可確定為薩珊制品。夏鼐：《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 期，頁113。羅豐認為其形制明顯具有薩珊銀器的特征。羅豐：《北周李賢墓出土的中亞風格婆金銀瓶——以巴克特里亞金屬制品為中心》，《考古學報》2000年第3期，頁322。林梅村認為其帶有明顯的希臘藝術風格，是公元5至6世紀大夏銀器。林梅村：《中國境內(nèi)出土帶銘文的波斯和中亞銀器》，《文物》1997年第9期，頁59。日本學者認為其是公元386－500年間東羅馬藝術品。參見林梅村上文，頁58－59。關于摩竭紋，岑蕊認為摩竭紋大約出現(xiàn)于公元前3世紀中葉的印度，此后流行于印度和中亞地區(qū)，4世紀末傳入中國，粟特人可能對其東漸起過中介作用。岑蕊：《摩竭紋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頁78－80、85。常櫻認為“摩羯”（Makara）為印度傳說中的水神，出現(xiàn)于公元前2世紀，流行于2－7世紀，是佛教的護法神獸。中古中國金銀器上的摩羯紋來自中亞、西亞裝飾系統(tǒng)。常櫻：《摩羯紋在中國的傳播與興衰》，《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0年第3期，頁126－135。 

[42]   發(fā)掘簡報推測其屬薩珊系統(tǒng)玻璃器。鎮(zhèn)江博物館、句容市博物館：《江蘇句容春城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墓》，《東南文化》2010年第3期，頁37－43。王志高持相同觀點。王志高：《六朝墓葬出土玻璃容器漫談——兼論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玻璃容器的來源》，載《六朝歷史文化與鎮(zhèn)江地域發(fā)展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頁221－227，2010年。

[43]   遂溪縣博物館：《廣東遂溪縣發(fā)現(xiàn)南朝窖藏金銀器》，《考古》1986年第3期，頁245。齊東方認為其尚難推測產(chǎn)地，但肯定是西方泊來物。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頁26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44] 《隋書·高祖紀上》：開皇二年“仍詔左仆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巨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叉等創(chuàng)造新都”?！端鍟肪硪?，頁18，中華書局，1973年?！端鍟じ邿鈧鳌罚焊咦媸芏U“領新都大監(jiān)，制度多出于熲”?！端鍟肪硭囊唬?180?！端鍟べR婁子幹傳》：開皇二年“征授營新都副監(jiān)，尋拜工部尚書”?！端鍟肪砦迦?，頁1352?！端鍟ず纬韨鞲絼垈鳌罚骸凹案咦孥`阼，大見親委，拜右衛(wèi)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薄端鍟肪砹?，頁1598?！端鍟钏貍鳌罚喝蕢鄱辍凹矮I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于素”?！端鍟肪硭陌耍?287。《隋書·楊素傳》：煬帝嗣位“以素領營東京大監(jiān)”?！端鍟肪硭陌?，頁1291?！侗笔贰に灞炯o下》：大業(yè)元年“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侗笔贰肪硪欢?，頁443，中華書局，1974年?！端鍟奂o上》：大業(yè)二年“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內(nèi)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端鍟肪砣?，頁65。《隋書·煬帝紀上》：大業(yè)二年“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興盛修儀仗”?！端鍟肪砣?，頁65。

[45] 《隋書》卷六八，頁1587－1594；《北史》卷六〇，頁2141－2147。 

[46] 《隋書》卷六八，頁1596－1598；《北史》卷九〇，頁2985－2987。

[47] 《北史·何妥傳》：“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腳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薄侗笔贰肪戆硕?，頁2753。

[48] 《隋書》卷六八，頁1598－1599；《北史》卷九〇，頁2988。

[49] 《隋書》卷六八，頁1594－1595；《北史》卷六一，頁2184－2185；前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八，頁158－159。

[50] 《周書·閻慶傳》：“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薄吨軙肪矶?，中華書局，1971年，頁343?！侗笔贰ら悜c傳》同，《北史》卷六一，第2183頁?！吨軙x蕩公護傳》：“晉蕩公護字薩保，??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薄吨軙肪硪灰?，頁165－166。

[51]   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90，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

[52] 《隋書》卷六八，頁1594。

[53]   前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八，第158。

[54] 《隋書》卷六八，頁1594。

[55]   前揭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八，頁158。

[56] 《隋書·禮儀志五》：“大業(yè)元年，更制車輦，五輅之外，設副車。詔尚書令楚公楊素、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工部尚書安平公宇文愷、內(nèi)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于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薄端鍟肪硪哗?，頁203－204。

[57]   賀西林：《道德與信仰——明尼阿波利斯美術館藏北魏畫像石棺相關問題的再探討》，《美術研究》2020年第4期，頁45－46。

[58] 《晉書·輿服志》記載，天子之法車“斜注旌旗于車之左，又加棨戟于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為亞字，系大蛙蟆幡”?！坝褫`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晉書》卷二五，頁753，中華書局，1974年。《魏書·禮志四》記載，北魏道武帝天興初（398）所創(chuàng)乾象輦裝飾華麗，圖像豐富。“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云罕，山林云氣、仙圣賢明、忠孝節(jié)義、游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亦圖焉。”《魏書》卷一〇八，頁2811，中華書局，1974年?！端鍟ざY儀志五》記載，北周大象初武庫中尚存北魏乾象輦，同時提及周平齊，得其輿輦，藏于中府。亦云開皇九年平陳，得其輿輦，這些舊物稍后皆歸入隋宮廷，成為匠作創(chuàng)務之重要依據(jù)和資源。《隋書》卷一〇，頁200、203?！赌淆R書·輿服志》記載，南齊輿輦裝飾亦非常繁華?！赌淆R書》卷一七，頁333－340，中華書局，1972年?！端鍟ざY儀志五》開篇言：“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苯又斒隽斯糯涊偟难馗锛八宕涊偟母膭?chuàng)和面貌。《隋書》卷一〇，頁191－213。

[59] 《隋書》卷六八，頁1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