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提要：

《盧溝運筏圖》一直被學術(shù)界視作一件元代風俗畫，描繪的是元朝初年營建大都城時通過盧溝橋運輸建筑木料的場景。本文對這幅畫的時代與內(nèi)容進行了重新考察，認為畫中描繪的實際上是明初于盧溝橋設立“竹木抽分局”之后的商業(yè)景觀，畫作者是明代前期某位宮廷畫家，此畫的繪制可能與1444年太監(jiān)阮安所主持的盧溝橋重修工程有關(guān)。

關(guān)鍵詞：

《盧溝運筏圖》 盧溝橋  竹木抽分局  太監(jiān)阮安  宮廷畫家

《盧溝運筏圖》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一直以來都被視作元代佚名畫家的精彩之作。【圖1】畫中有順流而下漂運木筏的景象，因此，最初被定名為“元人運筏圖”。1962年，羅哲文對這幅畫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從古建筑的角度，考察出畫面中央的石拱橋正是北京西南的盧溝橋，而畫面上部的山脈，就是盧溝橋北面的西山。[1]確定了畫中景物之后，他進一步將漂運木筏的場景與元代初年大都城的修建聯(lián)系起來，認為畫中描繪的是元初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砍伐木材，以木筏的形式沿著盧溝河運送至盧溝橋，再轉(zhuǎn)陸路運至大都城里的場面。這一觀點為學術(shù)界所普遍接受，畫的名稱也因此重訂為《盧溝運筏圖》或《盧溝橋運筏圖》。這之后，余輝在對元代宮廷繪畫的研究中判斷，此畫的作者應該是一位元代早期的宮廷畫家。[2]美國學者喬遜（Jonathan Hay）進而認為，此畫可能是元代前期宮廷畫家何澄（1223-1312年后）所主持的繪畫作坊的產(chǎn)物。[3]

圖1：《盧溝運筏圖》軸  絹本設色 143.6×10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羅哲文對畫中石橋即為盧溝橋的觀察非常有說服力。不過，此畫是否就是為營建元大都而從西山伐木的紀實之作？似乎沒有學者對此進行過懷疑。要回答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檢視一下元大都營建所需木材的運輸方式與運輸路線。元大都的營建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從至元四年（1267）正月開始興建宮城，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才最終修好，前后持續(xù)24年。[4]許多建筑木材的確出自大都西面的西山，《元史·世祖本紀》中記載得很清楚：

至元三年（1266）……十二月……鑿金口，導盧溝水以漕西山木石。[5]

所謂“鑿金口”，指的是根據(jù)元初水利專家郭守敬（1231-1316）的動議，恢復金朝時修建的金口河。金口河建于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從位于石景山的金口開渠，導入盧溝河水，一直往東匯入通州運河，有利于補充運河的水量，便于漕運。由于水流過急以及泥沙淤積，不久即廢止，但水道依然存在，還繼續(xù)發(fā)揮灌溉作用。1266年郭守敬主持的重開金口河，采取了一些措施，因此成功運營了32年，到大德二年（1298），由于盧溝河發(fā)大水，水勢過猛，不得不在金口設閘，再次關(guān)閉金口河。其后在元末至正二年（1342），朝廷又再次重開金口，修建金口新河，但很快便以失敗告終。[6]從金口河的開鑿史可以看出，1266年為運送西山木石而重開的金口河，路線與金朝的金口河大致相同，在盧溝橋北面約20公里的石景山麻峪村引出盧溝河水，向東穿越大都城南，一直至通州。也就是說，西山采伐的木材與石料可以順著金口河一直用船運到大都城里。根據(jù)侯仁之的看法，西山的木石甚至可以直接漕運到大都城內(nèi)宮城旁的瓊?cè)A島下，[7]根本不需要在盧溝橋轉(zhuǎn)陸路，大大節(jié)省了人力物力。這也就是為何在元人眼里，郭守敬的杰出貢獻之一就是“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筏，而京師材用是饒?！盵8]

既然修建大都城時從西山采伐的木石并不經(jīng)過盧溝橋，也就可以判斷，畫中在盧溝橋上岸的木筏并非朝廷從西山砍伐的建筑木料，與修建元大都無關(guān)。如果畫中的木筏不是來自元朝政府的行為，那它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明初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北京城同樣經(jīng)過了一次與元大都類似的大規(guī)模修建過程，畫面描繪的會不會是明朝時修建北京城的景象？

明朝的北京，金口河早已廢置，如果從西邊運送木料，只能到盧溝橋上岸轉(zhuǎn)陸路。明朝的國家建設所用木材主要出自四川、貴州、湖廣、江西、浙江、山西。[9]盧溝河源自山西太原，所以如果從山西采木，確實可以從盧溝河上游的桑干河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入城。宣德年間還有政府從盧溝河上游的山西、河北等地采伐林木，順盧溝河運至盧溝橋囤積備用的記載，似乎可以與畫中景象對應。[10]不過，由于建設宮殿城池需要十分巨大的木料，所以政府采木以大木為主，所謂大木，直徑都在數(shù)米，所編成的運輸木筏規(guī)模非常宏大，一般以80根大木為一筏，配備水手10人，運夫40人。根據(jù)明代嘉靖年間工部官員龔輝的記載，從四川采伐的木材編成的木筏每筏由604根木頭組成，更是宏偉。[11]而《盧溝運筏圖》中的木筏，尺寸很小。一般來說，木筏都是扎成多層，畫家只能畫出露在水面上的最上層，這一層，畫中木筏不超過9根，筏上只能有一名水手?！緢D2】這種小尺寸的木筏，與政府采運的木料相去甚遠。

圖2：《盧溝運筏圖》中的木筏

讓我們換一個思考的角度。從畫面的布局來看，盧溝橋處于畫面中央，畫家的興趣在于橋兩岸繁華的酒樓、茶肆、旅店等等。兩岸的房屋絕大多數(shù)都插著招幌，即便是遠處隱藏在霧氣中的一片建筑物，招幌也隱約可見。簡而言之，這是以盧溝橋為中心的“商貿(mào)圈”。運筏只是畫面表現(xiàn)的一種活動，這里還有運米面的騾車，運糧食的獨輪車，有招徠客人住店的小二，有給客人喂馬的伙計，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盧溝橋雖然在1192年建成后一直是進出北京的交通要道，金、元時代來往的商旅已經(jīng)很多，但直到明朝建立之后，永樂皇帝大規(guī)模修建宮殿，遷都北京，盧溝橋在國家經(jīng)濟生活中的地位才有了顯著的上升，如此繁榮的商貿(mào)景象才能出現(xiàn)。

作為京城的咽喉，永樂皇帝定都北京之后，盧溝橋正式設立了國家稅務機關(guān)。由于地處水陸交匯的要道，盧溝橋成為了京城一處重要的“海關(guān)”，開始對來往車船貨物征收賦稅。明朝的商稅有許多種，大體來說，一種是貿(mào)易稅，也即營業(yè)稅，征之于住商。一種是過稅，也即關(guān)稅，征之于行商。[12]在關(guān)稅中，有一種是竹木稅，征收各種竹木柴薪的稅，不用現(xiàn)金，而是從商人的竹木貨物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實物作為稅，囤積起來服務于政府的建筑工程或是用作宮廷的燃料。

征收竹木稅的部門名為“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稅并不是明代的首創(chuàng)，元代已經(jīng)在全國水陸要津設立了十處“抽分場提領(lǐng)所”，均在南方。至明代，竹木稅的征收更為制度化。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在當時的京城南京設立兩處抽分竹木局，分別是龍江與大勝港。因為竹木通常都要用船或筏運輸，所以竹木局都設立在港口或橋梁所在之處。永樂六年（1408），在宣布遷都的第二年，永樂皇帝在開始營建的新都城北京也設立了五處抽分竹木局：

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十三年（1415）令照例抽分。[13]

京城這五處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局與通州局大于另三局，而又以盧溝橋規(guī)模最大。在隆慶五年（1571）裁員之前，配備有大使1人、副使1人、攢典2人、巡軍32人。而通州局有大使，但沒有設副使，巡軍30人，比盧溝橋少2人，至于通積局、廣積局和白河局，更是只有副使，不設大使和攢典，巡軍14人，不及盧溝橋局的一半。[14]由于成為過往商貿(mào)的重地，政府還在這里設立了安全部門“盧溝橋巡檢司”。這都表明，盧溝橋局是京城最重要的竹木局。根據(jù)弘治七年（1494年）九月壬寅孝宗皇帝收到的工部奏折，自永樂以來，工部所用的竹木材絕大部分都是從盧溝橋客商所販賣的木筏中抽取。奏折中稱，由于最近兵部出于國家防御的考慮禁止砍伐西部邊境的森林，使得商人無竹木可販，導致盧溝河再無一條木筏，因此請求放松非軍事重地的砍伐禁令，以便商人有貨物可以販賣，而國家也有竹木可以抽取。[15]

竹木商人所采集的竹木材，自然不能是國家采辦的那么巨大，而多是中小型木材，他們編成的木筏，規(guī)模也小很多。根據(jù)明代南方另一處重要的“海關(guān)”蕪湖抽分廠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竹木商人所販的木材，譬如楠木，一般是按每根直徑1.2尺算，約38厘米。[16]這一尺寸與《盧溝運筏圖》中木筏給觀者的視覺感受正相吻合。[17]

可見，畫中的木筏，并非政府采伐的建筑材料，而是自由貿(mào)易的商業(yè)物品，是木材商人運筏至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等待通關(guān)與抽稅的貨物。抽取竹木稅的程序大致如下：凡是販賣竹木的商人，大都用木筏將各種竹木材運至抽分竹木局下設的各個抽分廠，[18]他們需要把自己的所有貨物做一份詳細的清單上報抽分局官員，包括竹木材的種類、數(shù)量、尺寸、厚薄。抽分局官員進行核對之后，再按照這些數(shù)據(jù)來抽稅，發(fā)給木材商小票為憑證。種類不同，稅額不同。[19]作為國家林業(yè)稅收，抽分竹木局的抽稅對象除了建筑用的各種木材、竹材以及竹木半成品（如竹掃帚、車軸）之外，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燃料的各種柴薪，對這些柴薪的抽分是滿足政府與宮廷的燃料需求。[20]洪武年間所規(guī)定的抽分竹木有32種，其中有8種是燃料（包括木炭、煤炭）。永樂年間抽稅竹木增至51種，其中有21種是燃料。這些木柴、茅草和煤炭，往往不是由商人所販賣，而是普通百姓所采集，也是抽分的重要項目。在京城五處抽分竹木局中，白河局由于并非商旅集散重地，因此所抽分的多是這類百姓采集的“細民柴炭”，而作為最重要的竹木抽分局，盧溝橋在大宗的商業(yè)木筏之外，同樣抽分這類“小民駝載石灰、煤砟、柴草等項貨賣”。[21]那么，在《盧溝運筏圖》中，他們在哪里？

在遠景盧溝橋北登岸的木筏旁，有3人背負柴薪、2人肩挑柴薪，正往盧溝橋方向走?！緢D3】他們所背負的柴薪從何處而來？觀者的目光沿著盧溝河堤岸繼續(xù)探向遠處，會在畫面左上角看到遠景的一道山谷，山谷最遠處也有3位背負柴薪的人，正從山坳轉(zhuǎn)出，無疑暗示的是在西山采集木柴的細民百姓。他們前面是一列驢隊，正在下山，有的已經(jīng)出山，正往盧溝橋方向行進，這些驢隊是馱運貨物的運輸工具，驢背上馱載有橫長的口袋。在傳統(tǒng)的繪畫圖像中，驢隊是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的商旅的象征。不過，在畫面中，驢隊似乎不是遠方而來的商隊，更可能是駝載著從西山所采集的柴草、木炭、石灰等物，準備在盧溝橋抽分的運輸隊。我們看到，驢隊最后伴隨著的是3位背柴百姓，而在山谷下方，即將轉(zhuǎn)過山坳走出西山的驢隊前，也有一位背負柴薪的人，這或許就是畫家對這些驢隊性質(zhì)所作的暗示。

圖3：《盧溝運筏圖》中背負柴薪的百姓

不論這些驢隊是遠來的商旅還是采集西山木植的運輸工具，它們都需要在盧溝橋通關(guān)交稅，然后才能進入京城。除了抽分竹木局，盧溝橋還有專門征收商業(yè)雜稅的稅務所“宣課司”。元代已經(jīng)設立有十路宣課司，但在盧溝橋設立“宣課司”，最早是在明代，具體時間沒有明文記載，可能是在宣德年間。[22]明代的北京城，一共有四處宣課司，分別是正陽門外、正陽門、張家灣、盧溝橋。[23]明代的宣課司所征收的主要是過往貨物的關(guān)稅和流動貨攤、固定店鋪的營業(yè)稅。[24]《盧溝運筏圖》中那些酒肆、茶樓，自然是征稅的對象，而畫中頻頻出現(xiàn)的貨車更是商稅的來源。畫中分別出現(xiàn)了過橋的騾車、橋右岸的獨輪驢車以及遠景往盧溝橋方向馳來的牛車，所拉載的都是長條形的口袋。其它還有8輛人力運載的獨輪車，所拉大口袋可能也是糧食，他們都是盧溝橋宣課司的對象。晚明謝肇淛（1567-1624）在感慨明代商稅過重時，甚至將盧溝橋的商稅征收與明代幾個重要的鈔關(guān)并列起來：“國家于臨安、滸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關(guān)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jīng)過者，必抽取焉?！盵25]

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盧溝橋宣課司，再加上盧溝橋巡檢司，共同構(gòu)成了明代盧溝橋的商業(yè)景觀。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盧溝運筏圖》，便會有新的眼光。熱鬧的畫面，并非是13世紀后半期元大都建設工程的紀實表現(xiàn)，而是明朝建立之后，在盧溝橋稅務部門監(jiān)管之下盧溝橋兩畔繁盛的商業(yè)活動的反映。盧溝河里由圓木扎成的木筏，并非是由政府砍伐、將送往元大都各個建設工地的木材，而是由商人販運而來，將要運至京城或轉(zhuǎn)運至別處牟取利益的商品。

作為盧溝橋商業(yè)圈的圖畫反映，這幅畫的年代值得進一步考察。盧溝橋抽分竹木局于永樂六年（1408）建立，十三年（1415）開始正常運行。那么，畫中所描繪的筏運木材至盧溝橋等待抽分的景象，應該是在明代初年盧溝橋建立抽分竹木局之后才能出現(xiàn)的，不會早于1415年。

傳統(tǒng)的觀點之所以判斷畫作的時代為元朝，最重要的證據(jù)是畫中出現(xiàn)了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人笠帽的形象。畫中正在橋上護送馬車通過的四位男子，頭上所戴均是圓頂?shù)捏颐保螤钕褚粋€帶寬邊的鋼盔。這種帽子是元代男子常見的打扮。畫幅其它地方，還可以找到若干位戴笠帽的男士?！緢D4】

圖4：《盧溝運筏圖》中戴笠帽的騎手

出現(xiàn)了元人的裝束，表明畫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元代。但是，是否一定就是元代？其實，在明朝，元人的服飾依然在使用。譬如，明朝的皇帝休閑時常常就戴著元式的笠帽，圖像可見故宮所藏的《明宣宗行樂圖》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明憲宗調(diào)禽圖》等。【圖5】此外，在明代的寺觀壁畫、水陸畫、版畫圖像中，描繪身穿元人服裝、頭戴元式笠帽的形象往往可見。譬如山西寶寧寺明代前期的水陸畫，其中描繪各種行業(yè)人物的畫面中就有不少戴元式笠帽的人。四川宦官魏本（1445-1510）的墓葬中，隨葬有很多頭戴元式笠帽的瓷俑。[26]一直到明代后期，元式的笠帽在繪畫圖像中依然可見。在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傳為仇英的《清明上河圖》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元式裝扮的騎手。我們在仇英畫中還會發(fā)現(xiàn)一所鞋帽店，廣告牌上寫著“紗帽京靴不誤主雇”?！緢D6】背后的貨架上，是各種紗帽與官靴，其中就有兩頂元式的笠帽，有一頂還帶著紅纓，式樣與《盧溝運筏圖》帶紅纓的元式笠帽十分接近。[27]

圖5：《明憲宗調(diào)禽圖》軸  絹本設色 67×52.8（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6：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鞋帽店，遼寧省博物館藏

《盧溝運筏圖》中店鋪門前飄揚的招幌，也可以作為判斷畫作時代的線索。畫中所有的招幌都是一種式樣：用竹竿斜斜挑起，插在門首。幌子為淺色細長條，只在尾端顏色不同，并且分叉，呈魚尾形。有學者在將此畫作為元代繪畫的基礎(chǔ)之上，推論畫中的招幌是元代商業(yè)招幌的代表。[28]然而訴諸可靠的圖像資料，在宋代、金代、元代的繪畫圖像中，店鋪門前的幌子大都是長方形，尾端也沒有魚尾。至明代，卻可以看到許多細長條形的魚尾幌。例子很多。譬如仇英款《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到一個酒店，門前竹竿挑起“應時美酒”的細長魚尾幌。【圖7】明代眾多的《貨郎圖》中，貨郎傘蓋下掛著的各種小廣告幌也是這種式樣?！緢D8】更早的例子是正統(tǒng)元年（1436年）出版的童蒙識字讀物《新編對相四言》中“酒店”的圖例，所插的招幌就是長條魚尾形，可見已經(jīng)成為社會的共識?！緢D9】

圖7：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招幌

圖8：（明）佚名《貨郎圖》軸  絹本設色 190.6×104.5（厘米）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9：《新編對相四言》插圖

由以上證據(jù)與線索來看，《盧溝運筏圖》出自明代畫家之手，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判斷。進一步的問題是，這幅畫會是明代什么時間段的作品？畫家為什么要創(chuàng)作這樣一幅畫？[29]

從畫中盧溝橋相對精確的描繪來看，畫家對于盧溝橋應該有相當?shù)牧私?。畫面中對于盧溝橋兩岸商業(yè)活動的描繪雖然是想象性的，但卻是建立在對盧溝橋抽分竹木局、宣課司等稅務機構(gòu)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基礎(chǔ)之上。這位既熟悉盧溝橋的建筑樣式，也熟悉盧溝橋在國家經(jīng)濟制度中地位的畫家，很可能是一位服務于宮廷或政府的畫家。從繪畫手法來看，《盧溝運筏圖》與明代前期宮廷畫家的繪畫確實可以找到很多近似之處。對比一下活動在宣德、正統(tǒng)、成化年間的宮廷畫家李在的《山莊高逸圖》[30]，【圖10】畫面的茅舍、樹木的畫法、遠處山坳中樹林的虛實處理，與之都有相似之處。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李相《東籬秋色圖》【圖11】，被認為是與戴進（1388-1462）、李在時代接近的浙派或?qū)m廷畫家作品。[31]畫中謹細的畫法，尤其是屋舍的建筑形式與描繪手法，與《盧溝運筏圖》非常接近?！緢D12、13】因此，似乎可以將《盧溝運筏圖》的創(chuàng)作年代劃定在15世紀中后期。

圖10：李在《山莊高逸圖》軸  絹本水墨 188.8×109.1（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1：李相《東籬秋色圖》軸 絹本設色 169.1×107.7（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12：《東籬秋色圖》局部

圖13：《盧溝運筏圖》局部

在繪畫與詩歌表現(xiàn)中，盧溝橋一直與“燕京八景”中“盧溝曉月”聯(lián)系在一起，是北京一處重要的文化景觀。存世的王紱《北京八景圖》以及文獻中記載的以盧溝橋為名的繪畫，都是以“盧溝曉月”或這一文化景觀所衍生的送別情感為主題?？墒恰侗R溝運筏圖》卻無法放進這一模式之中。畫這樣一幅畫，畫家意圖何在？

畫中的盧溝橋，不是曉月映照之下清冷的送別詩意，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繁華的世俗貿(mào)易。大約在李在活動的正統(tǒng)年間，盧溝橋抽分竹木局開始超過京城其它4局，成為最重要的抽分局。正統(tǒng)九年（1444），在一位大使一位副使的建制上，盧溝橋添設副使2人，規(guī)模超過其它4局。[32]這應該是因為盧溝橋抽分局事務相對其它4個抽分局要更為繁忙，其直接的原因，是正統(tǒng)九年盧溝橋進行了自建成以來第一次大規(guī)模重修。[33]重修在工部與內(nèi)官監(jiān)組織下進行的，主持人是內(nèi)官監(jiān)太監(jiān)阮安。阮安是當時非常著名的太監(jiān)，永樂遷都北京后所未完成的宮殿、城門和官僚辦公機構(gòu)的營建，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進行。除了宮殿營造，阮安的另一強項是修堤治水，當時京城主要河流的堤岸以及橋梁的修建，幾乎都是由他來主持。重修盧溝橋的計劃最初就始于治理盧溝河。盧溝河水勢兇猛，盧溝橋附近的狼窩口河堤常常潰決，淹沒百姓的房屋田舍，威脅北京城的安全。正統(tǒng)元年冬天到二年夏天，在阮安與工部尚書吳中的主持之下，由工部左侍郎李庸修筑固安堤。不過，固安堤的修建雖然暫時解決了狼窩口水患，但其不遠處的盧溝橋卻已經(jīng)“頹毀日甚，車輿步騎多顛覆墜溺”。因此，正統(tǒng)九年（1444）三月，在北京各處宮殿和官僚機構(gòu)營建完成之后，阮安的工作重點轉(zhuǎn)到京城各處強梁的修建上。他親赴盧溝橋調(diào)研，并獲得明英宗的獲準重修盧溝橋。重修的工程從三月十六日起至四月十八日完成。主要工作是清理和加固橋身的11個拱券，修理橋面和兩旁的護欄，此外還疏浚了橋北的河道。這次重修盧溝橋，效率極高，耗費極少。竣工2月后，國子監(jiān)祭酒李時勉（1374-1450）寫下《修造盧溝橋記》以志紀念。李時勉可能沒有親赴盧溝橋修造工地現(xiàn)場，這篇記文是受阮安請托所作，來自于后者所提供的資料。除了口頭的語言描述，阮安提供給李時勉的材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幅描繪這次盧溝橋重修工程的繪畫：[34]

……公嘗圖其跡以示予曰：“是工雖小，然有以見國家之于政，由內(nèi)以及外，先其所急，而后其所緩，有如此也。”……后之人有不知公者，觀于斯圖，則其所為之大者可從而推也，是故不可以不記。

阮安出示給李時勉的這幅畫是在重修工程竣工不久后所畫，畫家自然不是阮安本人，而應是一位服務于宮廷的畫家。阮安所屬的“內(nèi)官監(jiān)”，負責宮廷的建筑營繕、典禮布置、節(jié)慶焰火等，[35]與負責宮廷家具與器皿制造的“御用監(jiān)”關(guān)系密切。明代宮廷畫家，主要就分布在御用監(jiān)中的武英殿、仁智殿等處。此外，“司禮監(jiān)”下屬有“文華殿”畫士，也是宮廷畫家的主要集中地。司禮監(jiān)、內(nèi)官監(jiān)、御用監(jiān)，都是明代內(nèi)廷“十二監(jiān)”之一，相互之間往來很有可能。[36]作為內(nèi)官監(jiān)負責人之一，身受皇帝賞識的阮安完全可能讓一位宮廷畫家為自己畫一幅紀念繪畫。

李時勉在記文中沒有為我們描述畫面。我們可以設想，要表現(xiàn)重修盧溝橋的功績，除了可以畫熱火朝天的工地景象，還可以畫重修之后盧溝橋煥然一新的面貌。阮安的畫選擇的是哪一種？

李時勉記文中對于盧溝橋的描述，有可能是對阮安這幅紀念性繪畫的發(fā)揮。我們可以在《盧溝運筏圖》與李時勉的描述中看到相似的場景。記文開頭，李時勉敘述了重修盧溝橋的緣起，接著，他描寫了經(jīng)阮安整修一新的盧溝橋，著重于橋身的11個拱券、平整如磨刀石一般的橋面、橋上繁密的石欄桿、橋兩頭的石雕獅象，以及橋頭的華表：

……公于是率工匠往視橋，一理新之。水道十一券，錮若天成，東西跨水凡三百二十有二步，平易如砥，欄檻其兩傍，凡四百八十有四，鎮(zhèn)以獅象，華表堅壯偉觀?！?/p>

《盧溝運筏圖》中，位于畫面中央的便是跨越兩岸的盧溝橋，橋身用細密整齊的長條形石塊砌成，11個拱券非常清楚。而在永樂年間王紱所畫《北京八景圖》“盧溝曉月”一段中，盧溝橋畫了8個拱券，說明拱券的真實數(shù)量并非畫家在乎的問題。王紱對拱券數(shù)量的忽視與文獻資料中對盧溝橋的記載相平行，除去李時勉的記文，金、元、明三代，幾乎所有對盧溝橋的記載或詩文歌詠，都不曾提到拱券的確切數(shù)量。因此，《盧溝運筏圖》中赫然屹立的11個拱券與李時勉的記文之間的相似性應該不是偶然。李時勉的記文還提到了橋的準確長度與欄桿的確切數(shù)量。這些數(shù)字無法在畫中得到展現(xiàn)，但是橋面“平易如砥”這個特征卻通過畫中橋面的三層方形石塊體現(xiàn)出來。橋兩頭分別畫著石雕的獅子和大象，也即記文中“鎮(zhèn)以獅象”的寫照。畫中還重點描繪了橋頭一對華表，也與記文中“華表堅狀偉觀”的描述一致。

根據(jù)李時勉記文的描寫，橋修好之后，橋上行旅繁忙如通衢大道，橋下行駛?cè)缏钠降兀骸暗娖鋿|西行過是橋者，若履亨衢，公務才力之通于橋下者，若道平川?！睒蛏吓c橋下的活動也正是《盧溝運筏圖》要表現(xiàn)的中心。橋上商旅繁華，6頭騾子拉的貨車和4人護衛(wèi)的馬車在橋上擦肩而過，還有挑擔的腳夫、運貨的獨輪車。橋下兩岸是順流而下、等待在盧溝橋抽分竹木局納稅的商業(yè)木筏，也即所謂的“公務才力”，盡管可以明顯看到盧溝橋拱券下湍急的流水，但人卻依然能在木筏上平穩(wěn)站立。

接下來，李時勉描寫了橋兩畔的百姓安居樂業(yè)，不再遭受決堤的盧溝河水淹沒房舍農(nóng)田的災難：“民之安居樂業(yè)而無蕩析之慮者?！痹凇侗R溝運筏圖》中，除了兩岸的店鋪、橋下的木筏這些商業(yè)性內(nèi)容，還有一些閑適的百姓形象。他們一般都被描繪成老年人，手拄拐杖，三三兩兩在一起聊天。最為典型的是盧溝橋南側(cè)東西兩岸，各有一組三人的百姓，他們中都有一人扭轉(zhuǎn)頭，甚至手指盧溝橋?！緢D14】他們不是過往商旅，不是店鋪老板，也不是抽分局的官吏，而是幸福的百姓，他們站在河岸邊上，仿佛在端詳重修后的盧溝橋給他們所帶來的新生活。

圖14：《盧溝運筏圖》中盧溝橋旁聊天的百姓

盧溝橋兩岸繁榮的商業(yè)圈，其保障正是整修一新的盧溝橋，以及疏通后的河道。從這個角度而言，以《盧溝運筏圖》為名的繪畫與1444年為重修盧溝橋而作的繪畫之間可能會有所關(guān)系，考慮到前者也可能是15世紀中后期某位宮廷畫家所作，阮安為自己表功的紀念繪畫或許就是這件《盧溝運筏圖》。

當然，圍繞《盧溝運筏圖》的時代、作者、主題的諸種問題仍然值得進一步的討論，本文所作的判斷與猜測，尚需更多材料的檢驗。

（薛永年教授閱讀過本文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見，在此表示感謝。）

注釋： 

[1] 羅哲文：《元代“運筏圖”考》，《文物》1962年第10期。羅哲文提出了五項證據(jù)證明畫中石橋描繪的是盧溝橋。不過有學者也曾指出，畫中石橋為彎弓形，與盧溝橋現(xiàn)在的平緩橋面不盡一致。對于這一點懷疑，可以參考一下現(xiàn)存的描繪盧溝橋形象的繪畫。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明初王紱《北京八景圖》以及明代后期佚名畫家《皇都積勝圖》是較早描繪盧溝橋的兩件畫作，兩圖中的盧溝橋都畫成弧度較大的彎弓形，與《盧溝運筏圖》相似。此外，在元、明以來的詩歌中，常常用“鰲背”、“飛虹”等詞來形容盧溝橋，譬如元代陳剛中《盧溝曉月詩》中用“長橋彎彎抵海鯨”來描繪盧溝橋，元代曹伯啟《盧溝橋》中則用“巨鰲雙脅夾青猊”來形容彎曲的橋面以及兩旁的柱頭石獅?？梢娫谌藗冃闹校M管實際上盧溝橋的弧度不大，作為交通要道是“平橋”，但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中仍然被視為一座以彎曲為美的拱橋。關(guān)于盧溝河與盧溝橋的具體情況，可參考羅哲文、于杰、吳夢麟、馬希桂：《略談盧溝橋的歷史與建筑》，《文物》1975年第10期。關(guān)于《北京八景圖》與《皇都積勝圖》中的盧溝橋形象，可參考史樹青：《王紱北京八景圖研究》，《文物》1981年第5期。

[2] 余輝：《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續(xù)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50-51頁。

[3] Jonathan Hay, “He Ch’eng, Liu Kuan-tao, and the North-Chinese Wall-painting Traditions at the Yüan Court”《故宮學術(shù)季刊》第二十卷第一期（2002年秋季），第66頁。

[4]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6頁。

[5] 《元史·世祖本紀三》，中華書局，1976年，第113頁。

[6] 侯仁之：《北京都市發(fā)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收入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記》，三聯(lián)書店，2009年，66-67、71-72頁。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38-39頁。

[7] 侯仁之：《北京歷代城市建設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收入氏著《北京城的生命印記》，第98頁注1。

[8] （元）蘇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九《太史郭公行狀》，《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冊154，頁292。

[9]《明會典·物料·木植》卷190，頁964，萬歷朝重修本，中華書局，2007年。

[10] 《明宣宗實錄》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癸巳：“上諭行在工部曰：畿內(nèi)百姓采運柴炭，聞甚艱難。自今止發(fā)軍夫于白河、渾河（即盧溝河）上流中山采伐，順流運至通州及盧溝橋，積貯以備用，可少蘇民力?！薄睹餍趯嶄洝肪?0，第1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11] 藍勇：《明清時期的皇木采辦》，《歷史研究》1994年第6期，第93頁。（明）龔輝《采運圖前說》：“……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名臣經(jīng)濟錄》卷48，《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冊152，第373頁。高壽仙：《明代北京營建事宜述略》，《歷史檔案》2006年第4期，頁943。

[12] 李龍潛：《明代鈔關(guān)制度述評：明代商稅研究之一》，《明史研究》第四輯，1994年。

[13] 《明會典·抽分》卷204，頁1023。對竹木抽分的介紹，可參見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阿風、許文繼等譯，三聯(lián)書店，2001年。312-314頁。

[14] 《明會典·抽分》卷204。

[15] 《明孝宗實錄》弘治七年九月壬寅：“工部奏：自永樂以來，本部所用竹木，率于盧溝橋客商所販木筏抽分。今兵部奏請禁伐邊山林木，固保障邊方遠慮，但有司奉行，失其初意，于非應禁之處一切禁止，以致盧溝水次盡無木筏，恐誤供應。乞移文山西大同、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云等處鎮(zhèn)巡等官，各下所屬，相度山川形勢，若非通賊緊要道路，仍許采取鬻販，庶幾不誤應用。”《明孝宗實錄》卷92，第1696頁。

[16] （明）劉洪謨：《蕪關(guān)榷志》卷下，轉(zhuǎn)引自李龍潛《明代鈔關(guān)制度述評》，第30頁。

[17]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傳宋人《雪山行旅圖》大軸，畫面與《盧溝運筏圖》相近。張珩認為兩幅畫“主題相同，而布局小異，似出一人手筆”，見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繪畫三（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5頁。余輝則認為是《盧溝運筏圖》的明代摹本，見余輝前引文。畫中河面上的木筏數(shù)量比《盧溝運筏圖》愈加減少，從三處減為兩處，這也可以從側(cè)面說明畫中的木筏決不可能是政府砍伐的木材。

[18] 盧溝橋抽分局管轄著4個抽分廠，均在盧溝河東岸。一個緊挨盧溝橋，在橋東一里。其它3個稍遠，在盧溝橋北面，依照離盧溝橋的距離依次是龐村（25里）、磨石口、北新安。（明）沈榜《宛署雜記》卷5“街道”：“又四里曰抽分場，又一里曰蘆溝橋?！北本┏霭嫔?，1961年，第39頁。因此可知最近的抽分場離盧溝橋1里?！睹鲿洹こ榉帧肪?04，頁1023：“弘治四年奏準：龐村、北新安、磨石口三廠，于盧溝抽分局官二員內(nèi)，每季輪差一員管理。”《明會典·河渠四·盧溝橋》卷199，頁999：“自龐村回龍廟等處至盧溝橋、堤岸長二十五里?！庇纱丝芍R溝橋還管轄著另外3個抽分場。

[19]《日下舊聞考》卷110中所引《通州志》中所記載的通州抽分竹木局的抽分程序：“原竹木局建于通州，自永樂始，其抽分有二、八、九、一之額。舊制：張灣之滸設有大通關(guān)巡檢司，通州竹木局又以大使領(lǐng)之。桴筏至者，各列其材板枋之多寡、長短、闊狹、厚薄之差等以達之關(guān)司長，關(guān)司長據(jù)所差等較勘虛實而上之巡倉御史，御史據(jù)所陳報而下之竹木局，使如例抽之。其署額曰：抽分竹木廠?！薄队坝≈袊鴩覉D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冊169，第512頁。

[20] 明代北京抽分竹木局對柴炭的抽分，可參見高壽仙：《明清北京燃料的使用與采供》，《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1期，第131頁。

[21] 《明憲宗實錄》成化六年（1470）二月乙亥：“六部三法司等衙門尚書姚夔等奏：……白河抽分竹木局，去京三十里，非商旅所由，止抽細民柴炭，間有至廣積局重抽者，乞罷白河之局?！?475-1476頁。《明憲宗實錄》卷76，頁1765-1476。《明孝宗實錄》弘治三年（1490）十二月庚申：“監(jiān)查御史涂昇以災異言六事……今盧溝橋抽分客商木植板料，每五抽一，似乎太重。小民駝載石灰、煤砟、柴草等項貨賣，一概抽分，紛紜騷擾，殆非美事，伏愿查照原定則例，量減一半，其余一切免稅?！薄睹餍⒆趯嶄洝肪?5，第927頁。

[22] 《明會典·庫藏二·鈔法》卷31，頁224：“宣德四年（1429）……又令兩京及各處買賣之家，門攤課鈔，按月于都稅宣課司、稅課司局交納?！?/span>

[23] 《明史·職官志三》，中華書局，1974年，冊六，第1816頁。

[24] 李龍潛：《明代稅課司、局和商稅的征收：明代商稅研究之二》，《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1997年第4期。

[25]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15“事部三”，《明代筆記小說大觀》冊二，第18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編：《成都白馬寺第六號明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0期。

[27] 對于明代人依然使用元式服飾，尤其是頭戴元式笠帽這一現(xiàn)象，沈從文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已經(jīng)有所提及，譬如他在《明代巾帽》一節(jié)中，結(jié)合明代存世繪畫圖像以及《事物紺珠》、《留青日札》等明代文獻論述到：“部分巾帽本元舊制……帽子也還有許多種，有奓檐帽，即元代的鈸笠圓帽。”不過，在對一些具體畫作的時間判斷上，他依然遵循“穿元代服飾即為元代繪畫”這一鑒定模式，比如他將山西寶寧寺明代水陸畫判斷為元代作品，主要就是因為畫中有頭戴元式笠帽、身穿元代服飾的人物形象?！侗R溝運筏圖》之所以也被許多學者判斷為元人作品，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被畫中的元式笠帽迷惑了。

[28] 曲彥斌主編：《中國招幌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頁23，《盧溝運筏圖》說明。

[29] 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盧溝運筏圖》已經(jīng)被鑒定組專家判斷為明代無款作品，但并沒有給出理由，可能是從畫法上加以判定?！吨袊糯鷷媹D目》冊一，京2-273，文物出版社，1986年。

[30] 此畫有北宋郭熙偽款，經(jīng)過學者的研究，應該是李在的真跡。見陳階晉、賴毓芝主編：《追索浙派》，臺北故宮博物院，2008年，172頁，《山莊高逸圖》說明。

[31] 陳階晉、賴毓芝主編：《追索浙派》，168頁，《東籬秋色圖》說明。

[32]《明會典》卷3，正德版，《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冊205，第12頁。

[33] 《大明一統(tǒng)志·順天府·關(guān)梁·盧溝橋》卷1（天順五年御制序刊本）：“盧溝橋……金明昌初建，本朝正統(tǒng)九年重修，其長二百余步，石欄刻為獅形，每早波光曉月，上下蕩漾?！?/span>

[34] （明）李時勉：《古廉文集》卷2<修造盧溝橋記>，《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冊415，241-242頁。

[35] “內(nèi)官監(jiān)……掌木石、瓦土、塔材、東行、西行、油漆、婚禮、火藥十作，及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凡國家營造宮室、陵墓，并鋼錫妝奩器用暨冰窖諸事?！薄睹魇贰ぢ毠僦救罚瑑粤?，第1819頁。

[36] 有關(guān)明代宮廷畫家的研究，可參考聶卉：《明代宮廷畫家職官狀況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林莉娜：《明代畫院制度略考》，收入陳階晉、賴毓芝主編：《追索浙派》，192-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