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時期外交活動頻繁，文獻記載內(nèi)容豐富，但囿于圖像資料的匱乏一直未能進入美術史研究的視野。 幸而近年相關考古文物發(fā)現(xiàn)提供了一定的參考，啟發(fā)我們剖析這一外交事件的內(nèi)在原因及藝術與政治的互動關系，探討藝術在為政治服務的同時，如何在本體上的自主，以及由此總結(jié)出的理論，比如默寫通神、目識心記、得心應手等等，如何進一步影響人物肖像藝術的發(fā)展。
一、宋遼御容往來史實與反響
1、宋仁宗與遼興宗和遼道宗間的御容互贈：
慶歷年間，宋遼兩朝維持和平的狀態(tài)，互通書畫詩賦，共鑄“兩朝永通和好”的政治局面。 宋遼御容像的往來恰好發(fā)生在慶歷增歲幣后，史書記載，“慶歷中，王君貺（王拱辰）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興宗）置酒，謂之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仁宗），托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nbsp;遼興宗首先傳達了欲見宋仁宗的愿望。
皇祐三年（1051）八月乙未，宋朝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出任契丹生辰使，“……使至鞾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圣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nbsp;其中道出了耶律防曾持禮南朝潛寫仁宗圣容的事情，估計發(fā)生在慶歷七年（1047）十二月乙丑，當時耶律防由契丹帝遣派，以左千牛衛(wèi)上將軍身份與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韓迥擔任賀正旦使。
到皇祐五年（1053）十二月壬子，遼興宗再詔人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仁宗），可諭來使?！?nbsp;轉(zhuǎn)年至和元年（1054）九月乙亥，契丹遣忠正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蕭德、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吳湛，來告與夏國平，“且言通好五十年，契丹主思南朝皇帝，無由一會見，嘗遣耶律防來使，竊畫帝容貌，曾未得其真，欲交馳畫象，庶瞻覿以紓兄弟之情?！?nbsp;這次或帶來了契丹圣宗和興宗的繪像。
自慶歷中至至和元年的近十年之間，遼興宗或親謂宋使、或詔人臣使節(jié)轉(zhuǎn)達，以求仁宗御容，其中還曾派耶律防數(shù)度竊寫。遼帝稱欲親見宋帝御容的原因乃是寬慰兄弟之情，堅實兄弟之義，并使子孫得識圣人形表。
至和二年（1055）四月，契丹國主遣保安軍節(jié)度使耶律防，殿中監(jiān)王懿等來賀乾元節(jié)，“因以虜主繪像為獻，且請御容，許之。” 這次朝見時，耶律防作為熟捻宋朝政治文化的老朋友，言及宋朝以富弼為相，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币蚨玫饺首谥p賜。 耶律防為求宋朝御容，“以其主之命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這三世畫像或為遼景宗、遼圣宗和遼興宗像。 再求宋帝御容，無論本朝的二世或三世的畫像作為交換，凸顯了遼朝的充分的誠意與迫切的心態(tài)。
而這一次確實得到了宋朝的首肯， 是年八月辛丑，宋朝派出歐陽修假右諫議大夫充賀契丹國母生辰使， 可惜的是雖然將持送仁宗御容往，卻遇到興宗去世，于是改充賀登位國信使?！?nbsp; 這一交換御容的活動也不得不暫時擱淺了。 但無論如何，至和二年遼朝以三世像先獻宋，粉碎了各種爭議與謊言，宋朝也下達了交換御容的諭令。距離成功僅差一步。
索求宋帝御容像的舊事重提是遼道宗繼位后第三年，即清寧三年（嘉祐二年1057）三月乙未，契丹遣林牙左監(jiān)門衛(wèi)大將軍耶律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陳顗再次來求圣容。而且陳顗唯恐傳奏不盡悉，寫札子咨問。 此后遼朝于三月、六月、九月先后遣使求宋帝像，而宋朝卻未順利答應，“乃遣權(quán)御史中丞張昪等行令諭以后持新虜主繪像來，即與之?！?nbsp; 在張昪等到遼朝后，“契丹果欲先得圣容，昪折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于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nbsp;先后的諸多周折，令契丹惱羞成怒，“契丹不能對，以未如其請，夜載巨石塞驛門，眾皆恐，永年擲去之?！?nbsp;最后以契丹先致“新主畫像來求御容，許之。” 此后還約定了畫像需“置于篋中，令賀正使吳中復等交致之?！?nbsp;宋帝御容交付遼朝的記載屢見于宋人筆記，遼朝通過不懈的努力終于達成如愿。
2、兩度御容互贈引發(fā)的不同反應
兩度御容互贈的糾結(jié)，引發(fā)宋朝一片嘩然，所謂“交馳畫像，朝廷多有議論?！?nbsp;宋朝反對提供御容的原因是“或者慮敵得御容，敢行咒詛?！币灿谐剂耪J為“契丹方饑困，何能為？然《春秋》許與之義，不可以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兩失之矣。今橫使之來，或謂其求圣像，圣像果可與哉？” 趙抃也上奏曰：“晝省夕思大為不可。伏自南北和好僅五十年，然賜與萬數(shù)固多而華夏禮法猶在，豈容渝勳信誓妄行干求。深惟廟堂自有謀算。如向時嘗借樂譜，前日將進壽觴，陛下皆能照其譎詐沮彼狂率，今之所請益又可駭，況非國書語及只是黠使口陳，伏望陛下密令館伴楊察以直詞拒之，命中書密院以常禮遣去，庶幾遠人之議無輕中國之心，則圣神何憂臣子不辱，中外幸甚。”
而贊成的一方如孫抃認為“國家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nbsp;遼道宗執(zhí)政后，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之，今文成即世而不與，則傷信。且以尊行求卑屬，萬一不聽命，責先約，而遂與之，則愈屈矣?！?nbsp;而歐陽修在《論契丹求御容札子》中更提出了“失信傷義，始起釁隙”的后患。 “二年秋，北虜求仁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nbsp;清寧三年十月宋遣使奉宋主像出發(fā)，據(jù)《遼史》載，到清寧四年（嘉祐三年）正月癸酉才到遼地。 好在宋仁宗的寬厚與明智，“吾待虜厚，必不然”，可謂一語定乾坤，于是派遣御史中丞張昪成行。
與宋朝在朝的激辯不同，早在宋真宗駕崩時，遼圣宗就已下令在范陽愍忠寺內(nèi)為真宗設靈御，建道場百日，并下令凡犯真宗諱者都要改換，并差遣殿前都點檢崇義節(jié)度使耶律三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充任大行皇帝祭奠使到宋朝參加祭典活動。
而遼道宗在獲得宋仁宗御容后，“以御容于慶州崇奉，每夕，宮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北狄自黃帝以來，為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如事天與祖宗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其謂是矣。 宋人筆記多有記載，因系道聽途說不免大同小異，王偁記載“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圣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zhí)鞭捧蓋，為一都虞侯而已。其畏服如此。 又如邵博所記“虜主盛儀衛(wèi)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zhí)鞭捧蓋，為一都虞侯耳。其畏服如此?！?/P>
直到宋哲宗元祐時期，遼朝仍侍奉宋御容如祖宗，“元祐中，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yōu)容，念無以為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主為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吾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唯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nbsp;
宋遼兩朝的不同態(tài)度，也正體現(xiàn)了政治、思想與文化的交融與碰撞。
3、宋徽宗與遼天祚帝的繪像事件
有關宋遼間御容像的事情至宣和初又有新的狀況出現(xiàn)。有意思的是這次改由宋朝竊寫遼帝御容。宋徽宗時有意征遼，加之童貫意圖北方，趙良嗣獻取燕之策，“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為證實并親眼見之委派登畫學正陳堯臣假尚書出使，陳堯臣是“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他帶領兩名畫學生使遼“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嶮易以上。上大開赴，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巨萬。燕云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1093-1155，1126年靖康欽宗），遷至侍御史。……”然最終失利，“建炎中，監(jiān)察御史李寀疏其為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除。”
其實，說天祚帝有亡君之相的不止陳堯臣一人，早在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轍權(quán)吏部尚書，出使契丹后撰《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首》， 其中《二論》言及天祚帝時說：“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后，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敝皇腔兆趩渭円揽坑菹嘈g而定奪燕云十六州之謀，有失理智，直接導致了徽宗后期對遼軍事的屢次慘敗。對此荒謬之舉，明代學者黃學海就曾痛惜感嘆，“徒知虜主之將亡國而不自鑒，何哉!”
趙抃所奏稱“堅求傳寫圣容歸示本國”，有兩個問題待解，即為何堅求？歸示什么？而其中又涉及到的美術史問題是：為何遼朝畫家不得其真，是水平的問題嗎？為何遼朝反復索要，到底希望看到什么？而背后的意圖又是什么？
可見，上述宋遼之間的御容往來涉及：御容像、御容像畫家、御容樣式、竊寫、相術等，這些也是在五代宋遼以來必須面對的美術史課題。而引起我們興趣的是，為什么遼朝堅毅不拔地要求看到宋帝御容像？屢次竊寫不得其真則反復要求、欲先得不成轉(zhuǎn)而求其次、先期送來遼帝像再求宋帝像阻斷了宋朝的各類借口、得到宋帝像后的祭祀膜拜，其背后的動機和目的是什么？除了政治上的動因外，從美術史角度有何啟發(fā)與問題？
二、宋遼時期御容像的繪制與收藏
1、宋遼宮廷繪制御容像
御容帝后像的創(chuàng)作因其置放位置、使用場合、配合儀式、實踐活動和功能的不同，因而涉及對帝后形象，如容貌姿態(tài)的樣式、配合不同儀禮的冠服、器物配置等等有多元的要求，既有政治表達的需要，也有藝術的審美表現(xiàn)，藝術創(chuàng)作在與政治的互動中，一方面因應政治的需要，一方面又能主動調(diào)整和轉(zhuǎn)化，發(fā)揮自身的優(yōu)勢。
據(jù)《圖畫見聞志》等畫史記載，北宋慶歷元年（1041），宋仁宗詔令于崇政殿西閣四壁繪制《觀文鑒右圖》，圖畫前代帝王120人之美惡之跡，以為興廢之誡?；视映酰置呖嗣鞯葓D繪《三朝訓鑒圖》，并傳模鏤版刊印，頒賜群臣及王公宗室。英宗治平年間，于三圣神御殿兩廊寫創(chuàng)業(yè)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等圖。這些制作雖不稱為御容像，但皆追循漢唐麒麟閣、凌煙閣圖畫舊制，惜畫跡無存。宋英宗于治平元年( 1064)下詔，于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仁宗神御，鳩集畫院畫家“圖畫創(chuàng)業(yè)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畫講肄文武之事、游豫宴饗之儀，至是又兼畫應仁宗朝輔臣呂文靖已下至節(jié)鉞凡七十二人?！?nbsp;同時，南唐時期許多重要作品在其亡國后沒入北宋秘府，成為北宋御容繪制的重要參考。
宋遼御容像主要指祭祀大典所用袞冕國服像和常服像，有卷軸、印本、 玉石、塑像等不同體裁，有半身像、全身像、大型像、小型像、側(cè)座像和正面像等不同形式。帝后像還包括行樂圖和故實畫，如遼太宗馳騎貫狐像、太祖收晉圖、南征得勝圖等。 另外宋代翰林畫家還繪制了太宗烏巾插花像 、弄毬像 ，以及壽星觀所存真宗壽星裝像 等。懷懿皇后的“紫沙幕裝”就是極具魅力的創(chuàng)作。 而文獻記載流落于民間的《慈氏菩薩像》，是由高文進創(chuàng)作的功德畫，原為章圣御像和章憲明肅皇太后的真容作為宮中小佛堂內(nèi)供養(yǎng)。 《景德四景》中的《契丹使朝聘圖》，以簾相遮，不見宋帝形象，是特殊的表現(xiàn)值得單獨研究。 清代南薰殿收藏宋代帝后像至今保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內(nèi)。 （插圖四張）
宋代御容制作機構(gòu)主要是翰林圖畫院（神宗元豐后改稱圖畫局），圖畫院祗候或翰林待詔負責繪制御容，不僅僅奉安于皇宮大內(nèi)與都城，比如仁宗天圣元年至嘉祐末年先后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南京、西京、東京、揚州、并州、滁州、澶州等地。
遼代御容像制作亦有相當?shù)奈幕A， 其實行的南北面官制中是否有類似翰林圖畫院這樣的宮廷繪畫機構(gòu)尚不清楚，但繪制御容的藝術家應存在于宮廷機構(gòu)之內(nèi)，文獻記載陳升和張文甫即為翰林畫待詔，參與過皇家大型藝術工程。永興宮使耶律褭履即因長于寫真而獲減刑。而遼初攻后晉時，取晉圖書、禮器及百工送上京，長于寫真的漢地畫家王靄、焦著、王仁壽就曾為契丹所掠，在遼地供職寫生。遼太祖以來御容像興盛或與這些漢人畫家有著直接的關系。
遼朝早有繪塑御容像的傳統(tǒng)， 木葉山契丹始祖廟內(nèi)“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圣并八子神像”， 此后，太祖廟、太宗廟、景宗廟等均有供奉帝后像的御容殿。清寧八年遼朝在西京大同府的華嚴寺內(nèi)“奉安諸帝石像、銅像”， 華嚴寺具有皇室祖廟性質(zhì)，《金史》記載，金世宗于大定六年（1166）五月巡幸西京（今大同）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之?！?nbsp;而且這批遼代帝像至元代尚存，“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道士交惡，發(fā)其事，將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nbsp; 光緒年間《山西通志》記載華嚴寺“有南北閣、東西廊，北閣下銅、石像數(shù)尊，相傳遼帝后像。凡石像五，男三女二，銅像六，男四女二。內(nèi)一銅人，袞冕帝王之像，垂足而坐，余皆巾幘常服危坐?！?nbsp;賈敬顏分析此像或為遼朝帝后像。 可見，遼朝御容像除繪制卷軸外，為適應四季捺缽的政治體制，便于長途跋涉，還創(chuàng)建了活動的宗廟，捺缽有與京城的宗廟建置相同的用于專門奉祀祖宗神主的神帳，在穹廬中設置小氈殿，內(nèi)置帝后金像，以便隨時致祭。 世宗天祿五年（951）九月，在自將南伐途中，曾“祭讓國皇帝于行宮?！?nbsp;圣宗統(tǒng)和四年（986）十一月，南伐北宋，曾“祭酒景宗御容”于軍中行帳。 綜上所述，遼代御容像分為畫像和雕像，材質(zhì)有金銀鑄像、白金鑄像、銅像、石雕、木雕等多種。
2、宋遼民間收藏御容像：
五代以來就有私人供養(yǎng)收藏先代皇帝御容的情況，他們收藏保存的目的，一般為祭祀、供奉使用，政府亦不加干涉，甚至還默認、鼓勵這一做法 。北宋時，宗室、臣庶之家及寺廟多有供奉先代帝后御容，朝廷認為這一做法，雖然其心可嘉，但帝后影像不適合存于臣民之家，后多迎奉入宮或為官護持。 遼代亦有相似的記載，保大三年遼代平城守將張瑴于俗迎天祚帝以圖恢復，“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后行，稱遼官秩?！?nbsp;可見，民間存在著繪制、供養(yǎng)和收藏先代皇帝御容像的情況存在。
3、宋遼時期文獻記載中的御容畫家：
逼肖其形是中國人物畫家的基本功，“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 ，肖像畫是人物畫家的必修與必備專長，故《宣和畫譜》未將肖像畫專設一門，而只籠統(tǒng)地稱為道釋人物畫。兩宋時期，隨著繪畫門類的專門化趨向，尤其是皇室的提倡與需求，肖像畫領域出現(xiàn)了專職畫家，逐漸形成專門的畫科，肖像畫從人物畫中獨立出來，人物畫與寫真分屬不同的系統(tǒng)。南宋鄧椿《畫繼》就把人物傳寫列為繪畫獨立之一科。元代王繹《寫像秘訣》的出現(xiàn)，標志著這一畫科基于實踐理論的進一步成熟。
自南北朝以來，畫史記載大量能夠默識心記的畫家，如南北朝時期的謝赫，“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發(fā)皆無遺失?！?nbsp;元帝長子方則“隨意點染，童兒皆識?！?nbsp;而張僧繇“筆才一二，而像已應焉”，其成就的獲得歸于其“手不釋筆，俾晝作夜”的勤奮精神，至顧愷之為裴楷畫像，頰上添三毛，而神明殊勝?！短瞥嬩洝酚涊d，“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遂潛寫吳生真于講席眾人之中，引吳生觀之。一見便驚謂庭光曰：老夫衰丑，何用圖之？因斯嘆服?！备档靡惶岬氖?，唐代周昉為趙縱畫像“兼得趙郎情性笑言之姿”的故事自唐代至明清畫史屢有記載。 自五代西蜀南唐更有眾多兼寫御容的畫家，如黃筌、黃居寀、常重胤、李文才、阮知晦、顧閎中、高太沖等人，其繪畫實踐與理論經(jīng)驗促進了北宋繪畫的發(fā)展。
宋朝長于御容的畫家既有畫院待詔，也有民間畫家。如創(chuàng)作御容的王端、僧維真就是民間畫師。《畫繼》談到畫院選用人才“不專以筆法，往往以人物為先?！彼未嫾以\和僧維真因聲名顯赫，而為名公貴人所多方延請。歐陽黌則因善寫貴人，“宗侯貴戚多所延請” ，而肖像創(chuàng)作更成為郝澄“賴以資給”的本事。
宋代有畫工特地在街坊設棚為來往行人“寫真”,畫工創(chuàng)作肖像畫時,以框架繃絹素來描繪,清嘉慶《杭州府志》記載了南宋趙君壽在臨安水埠邊為人寫像,“爭求寫真者，無日間斷”。大量的民間需求也是支撐這一成就獲得的基礎。
據(jù)《長編》記載，判鴻臚寺宋郊和資政殿學士晏殊都曾上書言及圖畫外夷朝貢人物形象，并存入大內(nèi)府和史館。 宋遼使節(jié)中有長于寫真的畫家，或?qū)嫾壹俟俪鍪?，以完成圖寫帝臣像的任務。還有一些長于寫真的宋朝畫家被擄掠于遼朝，帶動了遼朝御容像的發(fā)展。
在遼興宗、道宗和宋仁宗間的交往中，最需要關注的一位人物就是耶律褭履，他數(shù)次出使宋朝，身兼數(shù)職，且是一位畫家。正史所載有關他竊寫宋帝御容的場景生動而令人贊嘆，他能因御容像的成就而獲赦免死罪，甚至可以升官問政，反映了耶律褭履的御容畫水平之高，同時也說明遼朝對這類人才的需求，并且反映了遼朝“寫圣宗真以獻”這種奉獻御容的渠道是暢通的。
4、遼朝契丹屢求御容原因探析
自五代以來，契丹和遼朝使者先后先后參與過南唐和宋朝的祭祀大典等活動， 或許親眼見過宋代御容繪像，宋仁宗皇祐三年八月，“乙未，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曾公亮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京左藏庫使郭廷珍副之。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為契丹生辰使，合門通事舍人李惟賢副之。戶部判官、屯田郎中燕度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nèi)殿崇班、合門祗候張克己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珪為契丹正旦使，東頭供奉官、合門祗候曹偓副之。使至鹷淀，契丹使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圣容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nbsp;可見，御容像的瞻拜是要遵照一定的規(guī)矩和制度。
隨著遼代的政治制度逐漸漢化和規(guī)范化，圣宗時期開始繪近臣于御容殿，其中御容像的繪制、御容殿的設置及其祭拜禮儀等都需要進一步參考宋代的規(guī)制，所謂“觀古圖畫，圣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cè)”，功臣像“鴛行序列” 的樣式以及宋代功臣配享的制度，應該是遼朝契丹屢次求索宋帝御容原因之一。
第二，宋朝御容正面像的傳聞或許也是遼朝契丹所期待的。御容正面像在宋真宗時代得到重視。畫史記載宋太宗朝圖畫院祗候牟谷，字子沖，工相術，丹青中尤長傳寫。端拱年間詔隨使往交趾國，密令遍寫安南王黎桓及諸陪臣真像。因瘴海飄泊十余載始還京師。因太宗晏駕，閑居閶闔門外。后宋真宗幸建隆觀，牟谷以所畫太宗御容張于戶外，真宗見之悚然，敕中使收赴行在，并詰問牟谷原由，牟谷陳述原委，“所以追寫者廣陛下罔極之心”，當時《太宗御容》已令元靄寫畢，但元靄僅能寫側(cè)面，牟谷稱“臣竊以南向恭己圣人所以尊也。臣攻寫正面者”，于是真宗下令由牟谷重繪正面御容，并擢升為翰林待詔。 正面像的技術處理方式對于一般畫家來說有一定難度，相較八分像或半側(cè)面像更難以掌握空間關系。而正面像卻又是廟堂中用于瞻拜的最好形式，因此傳說中的宋朝正面御容像或也成為禮儀規(guī)范過程中遼朝契丹所亟需的。
第三，王靄所畫太祖御容，“太祖御容潛龍日寫，后改裝中央服矣。” 不同服制的御容對于遼朝契丹也具有吸引力。
由此可見，宋遼御容往來的史實以及宋遼御容繪制、畫家及交流，其中涉及到美術史諸多問題。明代王紱《書畫傳習錄》的一段感慨充分道出了御容像繪制的條件限制與水平把握的難度：“寫真固難，而寫御容則尤難。何者？皇居壯麗，黻座尊嚴……又復凜天威于咫尺，不敢瞻視。稍縱而為之，上者斯時亦嚴乞正心，不假頻笑，畫者之已懾而氣已索矣。求其形似已足幸免于戾，何暇更計及神似耶？”，這是一位實踐者的切身體會總結(jié)。宋遼外交中的御容竊寫與作為廟堂陳列的御容像有太多的不同，如觀察條件的限制和畫像功能的殊異等等，因而對畫家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能力，默識心記水平等等有著更多更深刻的要求，畫家也就需要承擔更重要的責任和壓力。
結(jié)語
熙寧年間，宋遼文化互動頻繁，臨清縣的王舍城佛剎內(nèi)存“吳生畫禪宗故事”，契丹使節(jié)從此路過，當?shù)亟邮拐埰溆斡^，“仍粉牓志使者姓名”。遼使邢希古與宋使聊及燕京畫家常思言，居幽朔之間，不為利誘勢動，可見遼使的儒者之風與文化的互動。 令人感慨的是，其實前述道宗要求宋主的繪像時，“大契丹”早已復號“大遼”，也許正是承認中華文化正統(tǒng)在宋的表現(xiàn)。 而遼道宗懿德皇后蕭觀音所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制》詩：“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其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nbsp;則進一步彰顯了宋遼的文化互動。慶歷年間的屢求御容，兩朝皇帝交往日久，政治與藝術的密切關系由此可見一斑，同時也對今天的藝術發(fā)展有所啟發(fā)。
（節(jié)選自《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3期）
張鵬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學報《美術研究》副主編，中央美術學院絲綢之路藝術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