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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仲偶老師訪談錄

時間: 2009.12.2

時間:2009年11月26日 上午
地點: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會議室

記者: 徐老師您好,首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能夠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很好奇,作為一位畫家的您,喜歡音樂嗎?

徐老師: 喜歡啊。

記者: 那么您是怎么來理解音樂的呢?

徐老師: 首先,我們要知道音樂是什么?在我看來,音樂是一種從表面上看有著高度自由性的藝術,每個音符的流動會讓你感到時而平緩舒暢,時而波瀾起伏,時而激昂亢奮,時而黯然憂傷。但是在每個音符流動的過程中,他們實際上是受到了嚴格的控制的,演奏家們都是嚴格按照樂譜,不差分毫地進行演繹,這樣才有了完美的樂曲。我曾經(jīng)這樣說過:“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來自于高度的自律!”我覺得在藝術的深處隱藏著一個約定,一個藝術與藝術家之間的約定,如果我們不遵守這個約定,藝術也就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音樂與繪畫都是這樣的,都要求有高度的自律性作為基礎,只有這樣,真正的藝術才能被創(chuàng)造出來,藝術家們并不是在自由中成長的,而是在這種約定中不斷地成長起來的。你知道人與動物最大的區(qū)別是什么嗎?

記者: 人有精神,有靈魂。

徐老師: 對!人與動物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人有靈魂,而且人的靈魂是不會死去的,一個人的精神是永存的。作為音樂家,畫家,這些從事人類精神活動的人,精神指標的高低決定他未來的藝術發(fā)展之路。所以,作為一名藝術家,首先就要確定好自己的精神高度。沒有這個精神高度,而只是一味地,盲目地去和普通人的想法保持一致,他是很難做到引領的。藝術家應該要走在時代的前沿,為人類的前途與命運而思考,并且要不斷地去親身體驗,在這種不斷地體驗與思考中,尋找到自己心靈最深處的一種東西:大愛無疆。

記者:是啊,大愛無疆。我知道您在汶川地震發(fā)生后,您捐出了您最為寶貴的東西:您的作品,來進行義賣。這是您的大愛無疆吧。

徐老師: 我是一個四川人,四川生我,養(yǎng)我,汶川地震使我非常非常悲痛,很多同胞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很多同胞失去了自己至親至愛的人,他們是不幸的,我為他們感到深深的悲痛。同時,我也在為全人類感到擔憂。地震是一場天災,我們沒有辦法避免,它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應該要進行反思。在當今社會,我們要看清楚物質這把雙刃劍,在發(fā)展經(jīng)濟的同時,千萬不要傷害了自然的感情,自然確確實實是有感情的!我們在紀念在地震中失去生命的同胞的時候,也應該反思這個問題。我捐出我的作品,既是為了盡一點自己的綿薄之力,來幫助他們重建自己的家園,同時,也是我自己的一種反思。

記者: 說到您的作品,您的畫作一直都是以表達中國的傳統(tǒng)元素為主的。

徐老師: 我覺得,在中國近一百年的歷程當中,中國人失格了,各個方面都存在這種情況,失格是什么?看不清中國。認識西方?jīng)]問題,學習西方也沒問題,我也非常主動地去學習西方,但是我認為西方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我舉個例子,中國有句話這樣說:“合情合理”,而并不是:“合理合情”,情在先,理在后。這是中國人的特點,在外國則是理在前,情在后,什么事都拿出條例文本來說。這兩個哪個好,哪個不好呢?結合!可以把他們結合起來。中西方文化的出發(fā)點和他們的形成的歷史淵源是不一樣的,如果你不去對中國根本性的東西進行研究,就去拿西方的東西改變中國,這就會使我們失格。我再舉個例子,中國人很少用“批判”這個詞,所以中國這個民族是非常有容量的,他可以去體諒很多,中國文化是一種圓融文化,好的和壞的都不要緊,進來后,我們可以把你給消化掉。比如砒霜,我們都知道是劇毒,但在中國中醫(yī)里,這個毒用到合理的地方,就可以治療癌癥。中國是拿藝術來滋養(yǎng)社會的,西方是拿藝術來批判社會的。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總是要你去批判的社會,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壞呢?其實沒有這么多對于錯,一個問題在局部可能是對的,但是放到大處,它又變成了錯的,只有天是正確的。物極必反啊。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的指責太多了。人人都想當英雄,人人都說自己正確。哪有這么多正確的呢?在五四運動時,中國人憤怒了,別人想割我們的土地,我們當然會憤怒。于是便開始了向西方近現(xiàn)代化的學習,拋掉了儒學,打倒了孔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有好有壞,這就需要我們去梳理。我們對歷史的東西有當代的需求,但并不是全盤需求。所以我們的傳統(tǒng)是一個活的傳統(tǒng),也是一個流動的傳統(tǒng),那么在這中活的流動的傳統(tǒng)當中,我們怎樣去建立我們的的認知呢?中國的傳統(tǒng)需要花精力去整理。我們得研究這個,因為我們的下一代再來研究,他們就沒有經(jīng)歷過這種從前30年前完全的束縛,到現(xiàn)在完全的解放的過程。這是兩個極端。自然就出現(xiàn)了錯位,這種錯位是可以理解的。錯位了不要緊,這是必然的情況,關鍵是我們怎么來處理這個問題,現(xiàn)在的中國人不知道中國人,中國人失格了。所以我的藝術就在研究這個問題。我的藝術就是要從中國出發(fā)。

記者: 您的諸多作品中,哪幅作品您的印象最深呢?

徐老師: 那是在我大二的時候,我和同學一起出去寫生,創(chuàng)作了一幅名為《鄉(xiāng)情》的作品。我記得當時我就在想,我的這幅作品一定要帶有中國的特點,于是,我就很主動地去探索中國的東西,在想到底什么是中國人自己的東西?我當時就有一種信念,我的畫一定不能成為西方人的畫,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直到現(xiàn)在,我所有的藝術作品,都會注重中國的東西在哪里。注重的意味在于讓中國人回過頭來關注民族文化的發(fā)展。

記者: 說到這種責任心,我聽說去年你的眼睛動了手術,手術過后,您并沒有休息療養(yǎng),而是馬上又走上了講臺,堅持為同學們上課。

徐老師: 我教書的歷史很長了,我十七歲的時候就走上了講臺,到今年已經(jīng)是整整四十年的時光了,教書育人是我一生的事業(yè)。我的眼睛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時候出毛病的,那天上午我正在給同學們上課,我覺得有只眼睛有點不舒服,也沒太在意,下午再繼續(xù)給同學們上課,這只眼睛已經(jīng)慢慢的有近三分之二的地方看不見了。但是下午下課后醫(yī)院已經(jīng)關門了,而且晚上我還有個講座,在晚上講座完后,我那只眼睛已經(jīng)完全看不見了。

記者:您當時是怎么想的呢?

徐老師: 我當時抱著一種很平和的心態(tài),非常非常地平和。我記得毛主席曾今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蔽矣X得我的這一生都為了我的學生,我值了,我并不畏懼什么了。我有一個很好玩的長壽方法,我是這樣算的,作為一名老師,如果我教好了一個學生,我這一生就值了,教好兩個的話,我就賺了一個……我四十年來交過的學生連我自己都數(shù)不清了,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長壽了!哈哈。

記者:您為什么不休息療養(yǎng)一會兒呢?

徐老師: 眼睛出問題后,學校領導們都非常的關心我,一直都要我休息一下,潘公凱院長每次與我通話的時候都會說:“要注意身體,身體是第一位的……”,我們的黨委楊書記也是一見到我就跟我說:“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鳖I導們的關心使我非常地感動,但是眼下有更重要的事,那就是我的學生們,我得去給他們上課。所以我謝絕了休假療養(yǎng),繼續(xù)站在講臺上。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建國60周年,同時也是改革開放30年。在這個歷史時刻,您是怎么看待中國的藝術發(fā)展的?

徐老師: 我認為中國的藝術現(xiàn)在正走向繁榮,但是,也在走向混亂。這種繁榮與混亂是交織在一起的。

記者:比如說呢。

徐老師: 比如說我們的年青一代藝術家和我們的學生吧。他們現(xiàn)在就很混亂。我替他們總結出了這樣一個特點:精力過剩,但是方向不明。我們常常聽到他們在說:“很空虛,很迷?!薄V袊慕?jīng)濟實現(xiàn)了騰飛,中國人手里的錢是越來越多了,但是怎么去花卻成了問題。這說明了什么呢?這就說明了中國人的精神層面并沒有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飛速地提高,這也影響到了我們的藝術,所以中國的藝術現(xiàn)在也是繁榮與混亂交織在一起。

記者:徐老師,您剛才談到了中國藝術的年青一代。作為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的副院長,您有什么想對他們說的嗎?

徐老師: 對于這些年青一代我想說:不管自己現(xiàn)在生活得怎么樣,也不管以后生活得怎么樣,都要堅守一樣東西,那就是自己最高的理想,千萬不要把理想給丟了!一個人如果丟掉了理想,人就會走向狹隘,自私。我把現(xiàn)在的大學學習分成了四個方面:人文基礎,理想態(tài)度,歷史坐標,豐富的理論知識與精進的專業(yè)技能。學東西之前要學會做人,學會了做人,才會對社會,對生命有一種態(tài)度。再就是要有理想,有了理想這個人才能做到堅守。還要看清歷史坐標,明白自己的人生階段,這樣才不會迷茫。最后就是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和精進的專業(yè)技能,只有具備了高、精、尖的專業(yè)技能,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藝術家。我希望我們的年青一代,在未來的藝術道路上不怕挫折,不怕困難,堅定地走下去!

記者:非常感謝徐老師能接受我們的訪談。

徐老師:不用客氣。

記者:姚函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