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時間：2011年4月12日下午3：00 
采訪地點：北京今日美術館2號館 
采訪記者：朱莉
文字整理：胡譯文

記者（以下簡稱“記”）：李老師您好，展覽開幕酒會當天有很多朋友到場，像劉小東、包林等，您能說一下當時的心情嗎？

李迪（以下簡稱“李”）：對，這次展覽的名字叫“二十年歸國匯報展”，我的這些老同學老朋友也是我要匯報對象的一部分。以前大家都在一起上學，90年離開中國之后，這是我20多年來第一次在北京做個展。我請這些老同學到這里來看看這20年我的一些作品，算是一次匯報。他們能來我非常高興，有一些同學也是十五六年沒見了，所以這個展覽從某種意義上講，就像一個磁鐵一樣，把這些老同學都吸引到一起，大家在一起交流，聊聊舊事，非常開心。當然這里面還有部分同學是一直保持聯系的，每年都會在一起聊聊相互的情況。

記：這次的展覽命名為“在內心中奔跑——李迪二十年歸國匯報展”，這個題目是您定的嗎？還是和黃篤老師商量的？

李：最早我們在籌備這個展覽的時候，并沒有在題目上花費太大的心思，記得在和藝術國際的吳鴻老師在聊天的時候，聊到了這個展的題目，他看到我的一件作品叫“在內心中奔跑”，覺得這個題目很好，我也覺得這個題目很能代表我現在的狀態(tài)，就跟黃老師建議用這個題目，最后就定了下來。

記：您和黃篤老師是第一次合作嗎？還是之前也有過合作？

李：跟黃篤老師是首次合作。我和黃老師是美院的校友，在學校時就認識。我們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系，大家彼此很了解。這么多年他在藝術理論、藝術批評和策展方面的活動我都很關注。90年我去了德國，在德國受到德國當代藝術的影響，對于我的轉變他也比較了解。后來他看到了我2008年以后的作品，覺得很有意思。我相信是我的作品打動了他，而不完全是情感。因為黃老師是一個很嚴肅的策展人，他不會隨便策劃一個展覽，他都是有選擇的，他認為有價值，有代表性的，用他的話說就是有特定案例的作品，他才會來策展。

記：您大概介紹一下這次展覽的情況，包括展陳上，選取的大都是2008年以后的作品，在布展上有什么講究的？

李：這次的展覽就像剛才談到的，都是08年以后的作品，這些作品超越了我在90年代的德國表現性繪畫和新野獸繪畫的痕跡，我個人的感悟和語言更強烈了，這個展覽中我把我的新作品作為重點，推出來展示給大家。但是這個展覽中我還是把一部分早期在北京的時候比較有代表性的以及80年代末期的作品也專門帶回來，相當于是北京——德國——北京這樣一個思路，包括這個展覽中有5件作品，是我這次從德國回到北京后在北京畫的。

在展覽的布局上，一開始是考慮按照一個線索來做，后來覺得還是應該打破這個線索，這也是主要考慮到整個展覽的效果。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國內國外做過很多次展覽，在布展上也積累了一些經驗，包括繪畫如何與空間結合的一些處理?，F在比較流行的藝術包括裝置，影像，實物等等，本身就可以跟空間發(fā)生關系。相比較而言，掛在墻上的繪畫在視覺上就會少了一些沖擊性，我也是一直在思考，如何讓繪畫既掛在墻上，同時又與空間發(fā)生關系。

記者：德國表現主義的那種風格在您的繪畫生涯中持續(xù)了一段時間，您是在出國前就已經這樣畫了呢，還是到了德國以后，才開始這樣畫的？

李：出國前我就已經開始了表現性繪畫的嘗試，但真正從事表現主義繪畫是從1986年開始的，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在國內最重要的嘗試，是1989年的中國表現藝術展覽，當時有很多藝術家參加，包括現在美院的馬路老師。這個展覽是我在86年到89年去德國之前的一個探索，對于我個人而言也是一個總結。在這之后就去了德國，在德國的第一個老師HP Zimmer（漢斯·彼得·齊默爾），是德國60年代一個叫足跡的小組成員，主要從事表現性繪畫，比巴塞利茲還要年輕的一批藝術家，當時他們的展覽還受到了歐洲繪畫大師杜布菲的支持，我一開始就在他的工作室做研究。后來我的老師是Walter Dahn（瓦爾特·丹），他是70年代末德國新野獸派繪畫的領軍藝術家，跟他在一起繪畫使得我的繪畫從單單的表現性走向更自由的境地。在國內我們更多地還處于建立的過程，但是在國外更多的是打破，打破之前已經建立好的東西，建立屬于自己的更自由的繪畫語言。

記者：1985年，您的作品《多思的年華》在青年美展中獲獎，能給我們談談這件作品嗎？另外，80年代那批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和今天您回國后接觸到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有著怎樣的不同？您的感觸是什么？

李迪：說到80年代那批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那時候剛剛擺脫了文革的束縛，又正好趕上改革開放，藝術和思想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作為年輕的藝術家，我們確實是充滿了理想主義和激情，也有一種真誠在里面。因為那個時候，市場是不存在的，我們做藝術也從來不會想畫的價錢什么的，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那時候我們在想，文革時期的藝術是脫離了藝術本體的藝術，完全是一種宣傳畫似的政治任務，而個性的表達是很少的。80年代初期我們接觸到了西方古典和現代的藝術流派和作品，把我們帶到了一種變革的道路上，我們希望的是讓藝術回歸到藝術原本的狀態(tài)上。所以當時大家更多關注的還是藝術語言上的探索，在當時那種情況下，藝術語言、形式上的追求是非常前衛(wèi)和革新的。我覺得從80年代初一直到我出國之前，中國的藝術一直是這樣的一個改變。當然在85年以后，各地團體的藝術就比較風行了，包括廈門達達啊，北方群體啊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樣，那時候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狂熱的狀態(tài)。

記者：您86年畢業(yè)以后留在4工作室任教，從那個時候開始，您就開始探索表現性的繪畫，是這樣嗎？ 
李：比那還早一些，因為如果沒有早期的一些轉變我也不會去4畫室任教。

記者：那這里就有一個問題了，油畫系一工作室是西方很傳統(tǒng)的古典風格，那您當時為什么會選擇一工作室呢？ 
李：我在一、二、三年級的時候很驕傲，因為自己可以在一工作室做學生。我很喜歡倫勃朗、維米爾的作品，他們都是一些超越時間和時空的大師，到現在仍然很喜歡，這是一種永恒的東西。但是作為個人語言的表達，從我當時的《冷香》和《多思的年華》這兩件獲獎作品，已經看到了我的轉變。那里面已經不完全是古典主義的繪畫，里面已經參雜了象征主義的東西，一種平面的、裝飾語言的痕跡在里面，而且畫中的那種場景也不是現實的場景，而是一種主觀的、創(chuàng)造的場景。這件作品已經與傳統(tǒng)的繪畫脫離開了，但是它還沒有完全進入到表現繪畫的風格。

在那之前我去了一趟西藏、青海，看到了一些中國傳統(tǒng)繪畫，像壁畫，大的雕塑等，那一次給我很大的震撼和觸動，中國的傳統(tǒng)繪畫滲透著一種力量，雖然它們不是表現主義，但是它們的這種力量是超越古典美學的，傳達的是一種精神的東西，像云岡石窟中的造像，它表現的是魏晉時期的那種精神性的東西，而不是唐代世俗性的東西。于是我也在尋找一種題材，與我內心的東西對接。后來回到北京，在85年的時候，我非常失落。按照常理，對于一個年輕藝術家來說，作品剛剛獲獎，也被收藏了，大家都非常認可，那么他一定會按照這樣的風格畫下去，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風格是成功了。但是我個人從內心里發(fā)生了某種變化，我心里所思考的東西，再用我那樣的語言，似乎已經沒有辦法再現了。在這種情況下，我要尋找一種能表現我內心的語言。后來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看了德國新表現主義繪畫的作品，像巴塞利茲，里希特等。還有就是當時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有一個勞申伯格的展覽，那個展覽又把美國的藝術帶到了中國。這種視覺的沖擊力讓我很震撼。這時我就發(fā)現藝術語言是個無窮大的空間，這種語言可能并不在外部，而就在你的內心之中，只不過可能你沒有挖掘出來。所以說我走的這條路，可以說是一種摸索，包括到了德國的一些嘗試，親身體會到了一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更加堅信了自己選擇的這條道路。這次的展覽，我自認為是把我比較成熟的狀態(tài)展示給了大家。

記者：那80年代末，您和一些同學朋友之間的相互交流，也會對您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說馬路老師，他也去過德國留學，他的作品中表現主義的痕跡很重，能談談和他的交往嗎？ 

李：馬路老師是最早一批去德國留學的藝術家，他是我的學長。他曾在中央美院的陳列館里面做過一個個展，他當時也是在尋找一種更個人化的語言。89年我們合作的那個展覽，他拿出的作品和他最早的那批作品已經不太一樣了，開始進入一個比較個性化的階段。我當時的繪畫還都是比較直接的。像劉小東老師來了以后看到我的畫說了一句：“哇，畫的很暴力?！蔽矣X得說的非常形象。就是用油漆，很強烈的色彩，直接在畫布上掃射。

記者：其實那個時候您的藝術之路已經很平順了，在美院油畫系讀書，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可以預見得到，如果當時您不去德國，可能現在在學術上，商業(yè)上等很多方面應該會更成功，更權威。那現在回過頭來，您怎么看自己當初的選擇呢？

李：我覺得人有兩種選擇的可能性，一種就是隨著自己的內心軌跡去尋找，一種是隨緣。我就是一個尋找者，我的性格不是那種容易滿足于現狀的，而且我是一個經常自我批判的人，常常自己打破自己，否定自己，在打破自己之后地再建立。像剛才你說的，如果我當時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可能現在會很不一樣。恰恰是因為我沒有走預設的那條路，而有了我個人的建立，這對于我來說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我是一個懷疑者，一旦有某種成功，我是會懷疑：成功真的意味著你內心深處的東西被挖掘到了嗎？是不是已經到了極限了？我是一個善于挖掘的人，只有不斷的挖掘，才可能不斷地認識自己，深化自己。因為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你年齡在改變，周圍的生活的改變，經歷的改變，這種變化很自然地會影響到我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更會影響到我的藝術創(chuàng)作中。我特別關注在變化中的一種矛盾性，對立性。往往是在這種矛盾和對立之中，才會產生一種思考，這種思考我認為就是我的藝術中內涵的東西，我的語言就需要這樣的內涵。

記者：您的創(chuàng)作，08年是一個轉折的節(jié)點。我特別好奇，那一年發(fā)生了什么，導致了您有了這樣的轉換？

李：其實之前心理和生活上的準備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之前的一年里我一直沒有畫畫，一直在沉淀，總結過去。之前的東西你們也可以看到，表現性的痕跡比較重，色彩比較華麗。說到08年的轉變，其實我在00年之后就經常回國，與國內的環(huán)境接觸得更密切了。我突然有了一種我的藝術要回歸的愿望，回歸到一種自我的東西，這些東西當然不是憑空想象，都是與我過去的經歷密切相關的。從08年開始我進入了一個寫意的狀態(tài)，當然可以繼續(xù)稱之為表現性繪畫，但是從中國的意義上講，稱之為寫意性繪畫，它更直接，更單純，更簡練，更加直抒心懷，有一種貫通的氣場在里面。這里也有一個之前我們經常探討的問題，就是90年代我們經常探討的油畫民族化的問題。在歐洲走了這么一段路之后，我覺得對于語言的探討，僅僅停留在語言的結合上都是非常淺層次的，不會有質的改變。這種油畫民族化的問題，不是有意的存在，而是無意地存在。比如說，我在歐洲的時候我看了石濤的畫語錄，還有八大的作品。我把他們和歐洲一些很偉大的藝術家作了比較，我看到了兩種不同的人格。作為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首先要有非常獨立的人格，要有理想，這種藝術就是人的藝術，它已經跨越了東方和西方的界限，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今天我們在談到國家的時候，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地域，其實換個角度講，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們應該超越這個界限，就像倫勃朗和維米爾，他們的藝術是超越了這一切的。

記者：那您接下來有什么打算？您現在的工作重心是在中國還是德國？

李：目前是在德國，在德國有自己的工作室。這次回來，希望與國內的美術圈子有更多的互動，因為我的作品這次拿回來得到了很多同仁的好評和認可，他們也希望我能在中國做下去。希望今后能在兩邊有所發(fā)展，跨越國界。

記者：謝謝李老師！

李：謝謝！